返回列表对印作战结束后，战斗英雄庞国兴的一句“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概括了日后几十年，中国网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调。
从1965年打得人家差点迁都开始，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个制度弊病缠身、宗教遗毒难除的魔幻大国。
正所谓我住恒河头，君住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你喝我的洗澡水。从火车“挂票”到牛粪计入GDP，从航母刚下水就起火，到官兵瞎操作炸了自家潜艇。当新闻本身就是段子，总让段子手黯然失色。
但另一方面，“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这么多年来也从未间断，著名美籍经济学家黄亚生就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黄教授从1995年开始就为印度崛起摇旗呐喊，“龙象之争”的说法也算是他提出来的。2015年，黄亚生做客许知远的节目，谈及印度时说：中国哪个方面都比印度优越，除了制度。
国内舆论对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种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认为印度有人口红利，也有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极具发展的潜在能力。另一方则认为满分100考40，当然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没上及格线。
今年以来，印度在中国边境不断挑衅，一边指责中国鸣枪，一边又通过军演和越线反复试探中国的容忍度。剧本依旧是熟悉的套路：布兵、挑衅、打不过就撤，边撤还边喊“是中国先动手的”。
9月7日，印军非法进入了中印边境的班公湖南岸。这片水域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致：东边被高原雪水养得盈润丰茂，西边却因为水分不断蒸发变咸而寸草不生。景致差异划了一条天然界限，堪称中印对峙的绝佳映射。
随着两国关系骤然紧张，“非但不投降”和“印度被低估”这两种声音，又在同一时间窜了出来。说印度不行，论点往往在“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上，说印度崛起，论点又往往在“看不见”的体制、模式上。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测算，印度去年的GDP将达到2.94万亿美元，超越英法成为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业水平的三大硬指标：发电量、钢铁产量和煤炭生产上，印度的煤炭钢铁产量仅次于中国，人均发电量则仅落后中美。
对很多中国网民来说，制药、IT和电影工业是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几年前，一部《我不是药神》让印度仿制药走进了大众视野，印度制药品类之齐全、价格之低廉让人称奇。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印度仗着专利强制许可绕过了研发，对欧美大厂直接复制粘贴。
的确，电影中的印度格列卫属于复制粘贴的成果，印度制药业的起步之路，也可以用撒泼无赖来形容，以至于从未获得我们正视。但事实上，如今的印度制药早已告别了复制粘贴的时代。在这一领域里，中国甚至罕见地充当着印度的上游供应商。
药品生产一般分两步走：原料药和制剂。虽然A股的医药股今年涨的很猛，但中国其实一直是原料药大国，这个称号是在说我们供给强劲，然而也代表着产业链别的环节的薄弱。2018年，中国药品出口中有80%都是原料药，而最大买家是谁呢？印度。
时至今日，印度都在承接着中国尚难以胜任的制剂环节。从原料药到制剂，辅料的区别、生产设备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药品的最终效果。在制剂方面，印度凭着制度优势强行弯道超车，加之入世之后，WTO给了印度10年“保护医药产品”的过渡期，印度制药又借机在全球拓展销路。
从数据上看，印度制药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在价值上排名第十，出口总额达到了180亿美元，并且还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卫，不光中国人代购，在日本韩国也是代购热门，“世界药房”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在硅谷，华人程序员和印度程序员虽然在数量上难分伯仲，但印度IT工作者有个特殊的诨号：IT Mafia。相比华人专攻技术，印度码农更善于组织和抱团，几大科技公司的CEO和高管更是清一色的印度面孔。
而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近几年也显现出从量变的质变的趋势：Uber、亚马逊、微软等国际巨头纷纷在此地设立总部，孙正义更是拿钱投票，在过去三年给这个城市的科技公司砸了80亿美元。
电影工业方面，印度电影则是和日韩共同组成了亚洲文化输出的先锋队，从《三傻》到《摔跤吧爸爸》再到《调音师》，从萨尔曼·汗，到沙鲁克·汗，再到阿米尔·汗，可以说，中国观众是一边看着《小时代》和《上海堡垒》，一边目睹了宝莱坞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中叶，印度电影在制片数量上就牢牢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超过了身后的美国、中国及英国。
虽然印度每年也诞生很多爱国神剧——比如一部名叫《印度2030》的片子里，1卢比可以换80美元，服务员和清洁工都是欧美白人。但印度发达的电影工业，在全世界内也是有目共睹。
如果说中印在制药和IT领域上的对比还有争议，那么两国电影工业肉眼可见的差距，几乎是人人都认可的。然而，制药、IT和电影这三大王牌产业，虽然贡献了超过10%的GDP，却也有着两个关键的缺陷。
首先，这三大产业始终是国内精英的独自狂欢，其价值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制药产业为例，尽管印度制药发展迅速，印度政府也一度拿着“印度人负担不起医疗开支”来应对欧美的指责，但实际上，印度人的医疗保健并没有正真获得显著提高。
2015年，印度人均政府公共卫生开支为16.2美元，差不多是中国同期水平的1/15[11]。更讽刺的是，由于政府部门对黑产的容忍，印度实际上沦为了发达国家的“工厂”：全球70%的宝宝在印度3000家机构里呱呱坠地，借的是印度底层妇女的子宫。
其次，由于产业链长度和专业性的限制，注定了这三大王牌产业只能吸纳一小撮就业。IT产业的就业，算上鄙视链底端的“软件外包服务流水线万。影视行业里，把电影、电视、广播等娱乐行业全加进去，也不过120万。而制药这个姑且与“制造业”沾得上边的行业，一共也就286万。
较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到1000万的就业实在是杯水车薪。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的失业率长期徘徊在7%上下，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虽然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但对于本国急需的就业，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印度的失业率在今年二季度一度飙升至27%，即上亿印度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无疑是一颗威胁社会稳定的巨型定时炸弹。
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印度的外交和军事路线也频频战狼附体，而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正在寻找新的土壤，这让印度看到了机会。
2019年1月，《福布斯》（Forbes）杂志照例发布富豪榜单，一位名叫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印度人超越马云，荣膺亚洲首富。其产业横跨制造、通信与互联网，可谓低配版的郭台铭+任正非+马化腾。
安巴尼的父亲德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在英国殖民治下的也门长大，1958年前往印度投身纺织业。正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安巴尼在斯坦福攻读MBA期间，和微软CEO鲍尔默当过一段时间的同学。也许是受到鲍尔默退学创业的感召，安巴尼MBA读了一半，就回到印度，投身家族企业。
80年代初，时任印度领导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放开了PFY（聚酯长丝纱线）产业对民营资本的限制，通过和政府良好的关系，老安巴尼拿到了许可证并交由儿子打理。随后，在安巴尼的主导下，其家族产业又向石油化学工业进军。要知道在印度，化工工业也是一大经济支柱。
2015年，当中国已经有70%的用户用上4g的时候，印度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群众用着2g，剩下三分之一是3g。那年安巴尼的小女儿从耶鲁放假回家，巨大的网速落差让她忍不住疯狂吐槽，也让老父亲安巴尼嗅到了商机。
一年之后，安巴尼治下的信实集团宣布成立电信业务子公司RJio，向4G通信领域吹响进攻的号角。在2016年以前，印度1GB的4G流量价格高达3美元；而RJio拿出了一份没人能抗拒的新用户礼包：每天4GB的4G流量、100条短信、无限时通话——且全部免费。
这样的超值套餐不仅足以让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汗颜，也让整个印度通信行业深感震动。印度电信政策专家Deepak Maheshwari在电视节目上直言不讳“大家已经知道RJio推出的套餐会十分诱人……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诱人！”而他脸上的表情，也注定会载入印度电信业史册。
依靠母公司石油化学工业业务的输血，RJio秉承“能亏损就尽量别赚钱”的策略和竞争对手大打价格战，直接把流量价格压缩到了从前的十分之一。从价格战开打到抢走一亿用户，RJio只用了170天。踩着对手的累累白骨，RJio直接从内部创业项目晋升为印度最大电信巨头。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安巴尼的主导下，RJio策划了一套精准的组合拳——2016年，RJio推出了印度版小米——LYF手机，价格只有2999卢比（约285元），和上面的套餐捆绑销售。
2019年，印度的人均月收入是11254卢比，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印度人用一周的收入，就能买一台上得了Google、刷得了Facebook的手机，流量还特别便宜。短时间内，LYF一跃成为印度第三大手机销售品牌。
不是说好的华米OV占领印度吗？其实不然。中国四家品牌瓜分的只是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而市场规模更庞大的，是廉价、结实、易用的功能机；在这片战场，LYF市占率达到了38%，成为5.5亿印度功能机用户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自安巴尼涉足电信行业的这五年里，印度通信领域发生了迅猛而天翻地覆的发展，如今4G用户已超过5亿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年龄在12岁-39岁之间。可以说，安巴尼靠着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印度拉到了4G时代。
在RJio的第一则广告中，描述了这样一副愿景：锡克教徒夫妇、数名稻农、和宝莱坞必备元素——手舞足蹈的姑娘们，在印度各个角落里用免费手机卡畅快地交谈着。旁白轻声说道，“现在印度腾飞了。”
安巴尼的一骑绝尘，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精英阶层构想的一种经济发展思路：不需要网线入户，公路进村，直接通过移动网络，绕开印度错综复杂的地方与基层组织，快速创造一个几亿用户规模的内需市场。
接着，用类似“技术换市场”的路子，通过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吸引海外制造业投资，一步步蚕食“中国制造”的市场占有率，从而改变40年来“美国创造、中国制造”的全球制造业格局。前段时间陆续传出iPhone产业链向印度转移的消息，并非偶然。
在印度政府眼中，中美关系掉头向下无疑是个天赐良机。今年4月，印度罕见的主动联系千余家在华美企，放出优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一个月后，印军“两次越线月，苹果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厂，一个月后，班公湖的枪声响起。
在我们眼里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的军事挑衅，其实是印度珍珑棋局中一招“自添满”。以局部牺牲换取满盘胜利，边境骚扰作为印度联西抗中策略的关键步骤，纳了投名状、救了制造业，顺便还给中国来了一回釜底抽薪——印度精英的治理思路，其实清晰至极。
但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需市场可以靠移动网络赶英超美，制造业却没那么多能超车的弯道。
制造业强国里，有的天赋异禀，如随手一挖就是金矿油田的美利坚；有的历史包袱轻，如彻底推翻旧势力的新中国，只要肯迈开步子，终究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法律、资源、土地都是横亘在制造业崛起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1947年，距大英帝国结束统治仅剩四个月的时候，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劳资纠纷法Industrial Dispute Act》，即著名的ID act。这份立法遗产在当时看来，效仿英制的先进产物，如今却成了印度制造业挥之不去的诅咒。
IDact承袭了英国的强工会、弱雇主的优良传统，比如求雇主必须在协议上写明岗位工作职责的细枝末节。这种规则乍看合理，但只要国企待过一段时间就能明白，越是具体的规定，越容易在执行上“走一些弯路”。
举例来说，加尔各答有一家两千个工人的口香糖工厂，就这么被分出了119个操作岗位，一个负责在前端加料的工人缺勤了，同一条流水线是剩下的十几个人都得带薪发呆；就算有备岗员工，也不能让他顶替——因为他的岗位工作职责里没有这一条。
劳动力闲散、生产力闲置，加尔各答的口香糖工厂只是IDact下万千制造企业主的一个缩影。
更骚的是另一条规定：一旦企业雇满300个员工，哪怕他们天天在办公的地方搓麻将，想把他们裁掉也一定要活得政府许可，而这又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官司，或无休无止的贿赂。因此，小工厂主总会有意控制员工数量——而制造业需要的，恰恰是规模。
到了1982年，美国拼命给企业减税降干预，中国刚甩开膀子搞家庭联产承包，印度却搞起了反向操作，把门槛降到了100 人。2009年麦肯锡发布了一项报告，发现印度制造业中有84%的企业员工数不到50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25%。
然而，就连这逃出魔掌的84%小型工厂，都没能获得良好的营商环境。因为IDAct规定，一旦雇用时间超过240天，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所以企业主要么雇佣一辈子都得在一起的家人，要么就只签240天以内的短期合同。
如果看印度的制造业统计图，会发现有90%的“公司”其实都是一家几口齐上阵的小作坊。
2005年，印度国大党重新执政，为了履行拉选票时的承诺，国大党通过了著名的MGNREGA，即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它承诺为每个申请人在当地提供 100 天的非熟练就业机会，如果 15 天内不解决就业，政府还必须要提供一定的失业津贴。
换句话说，就是打工能挣钱，不打工也能挣钱。十多年的实践后，印度政府终于发现高举帮扶农村大旗的MNREGA好像是在帮倒忙：无条件的就业机会导致大多数人留守村庄，而非进城寻找工业岗位；短期非熟练的劳作又不能提升劳动效率，反而养了闲人，浪费学习时间。
除了律法上的人为枷锁，印度还有着先天的禀赋缺陷。这个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虽然矿产种类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 46 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钢产量一直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硬指标：美英日韩等工业化后期国家，人均钢铁蓄积量都达到8-10 吨才企稳，完成了工业化需要迈过的门槛。 中国钢产量自 1996 年站上世界第一，兢兢业业囤了二十多年，才堪堪攀上这条线 年起接过第二把交椅，但和中国之间，绝对值还差着将近十倍。2018年，印度制造业产值为4030 亿美元，而中国是4万亿，差不多也是十倍。
同属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日本的解决方案是进口原材料，全力发展单一产业，但印度却不行。在这件事上，大国才懂大国的痛：2000 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腾飞阶段，此后八年的时间里把全球大宗商品指数推高了三四倍，铁矿石从12美元/吨飚升至2008年的60.8美元。
这就是主力和散户的区别——当需求体量庞大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市场上所有国际卖家都会暗地里磨刀霍霍。相比中国一直在半数以下的进口依存度，印度光是对澳大利亚冶金煤的进口依存就高达71%，莫迪提出2030年三亿吨粗钢产能的小目标，另一边的资源国不知道梦里要笑醒多少回。
如果说资源问题还能勒紧裤腰带花钱解决，那么土地制度的掣肘，则是花再多钱也难以解决的顽疾。
从1947年独立至莫迪政府上台，印度进行过整整九次土地革命，堪比老烟民戒烟。然而与中苏彻底推倒重来的土改不同，被国内大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尼赫鲁，反手就把落实政策的重担交给了地主——翻译过来，就是被告当了法官。
不难猜测，九次土改，地主丝毫没有悬念的九战九胜。事到如今，印度5%的农业人口控制着32%的耕地；“富农”拥有的土地多达“贫农”的45倍；那些计划收归国有的土地，实际上有将近9成还牢牢握在地主手中。
2012年4月，铃木汽车与古吉拉特邦政府签订了700英亩的土地购买协议，拟建成其在印度第二大的工厂。当地地主喜不自胜，目标地区的土地价格在短短数周内翻了几番。
2013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造车厂附近有组织地聚集了五千名农民，自称是这片土地的利益相关者。着装统一的村民们高举着彩旗与横幅大喊“滚吧铃木（Maruti, Go Back）”，节日氛围浓厚。
接二连三的波折严重拖累了施工进程。第一阶段产能上线时，距初次敲定协议已过去五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年后，特斯拉与上海政府达成合作；又537天，第一批Model 3交付至车主手中，制造成本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没有政府统一掌握地权，就没有大片土地规划；没有大片土地，就没有现代工厂。这是印度制造业在投资伊始，就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难题。古吉拉特邦已经是印度排名前三的工业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不言自明。
2014年9月， 64岁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总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直播中，莫迪向全世界喊出了“Made in India”的口号。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无疑就是推翻印度制造业头上的三座大山。
少年时期，莫迪就被父母按着头结了门包办婚姻，结果结婚半年就离家出走，几十年后才承认这回事儿。2001年，古吉拉特邦老领导身体突发状况，考虑到莫迪资历尚浅，三番五次想让他先当个副职再接班，自己扶上马送一程，结果莫迪断然拒绝：“我要么不负责，要么就全权负责”。
莫迪上任后，通过改善发电、建造水利设置、引进塔塔集团等大型制造企业，莫迪在2004年至2012年间实现了高达10.8%的GDP年均增长，古吉拉特邦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印度经济便利性最高地区，人均收入也跃升至全国首位。
就任总理后，莫迪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资源进口依赖问题上。2016年，印度与澳大利亚大张旗鼓地签了一系列资源采购协议，然而，莫迪另一边却逐年减少对澳炼焦煤的进口依赖，从2016年的87.6%，降到了2019年的67.7%；对美国、加拿大的进口倒是不断上升。
正所谓合作伙伴越多元，资源供应就越安全。2018年，印度与俄罗斯签订25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作为与美国货源的平衡；2019年，首富安巴尼的信实集团又与日本最大能源企业JERA签订联合能源项目，说是合作，本质上就是日本精准扶贫，手把手教印度搞开发。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拉了日印澳组成四国集团，推出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印度也自然顺水推舟，笑纳大礼。
对莫迪来说，资源问题尚且可以通过对外斡旋缓和，法律和土地问题，却是要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对这种焦灼的状态，有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形容的恰到好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莫迪上任三年，一千两百多条法律进了碎纸机，还有一千八百多条在排队等待，其中不仅包括像“风筝也是飞行器，放风筝需要飞行许可”这样的滑稽担当，还包劳动法、土地法里面阻碍生产力的部分。
前面说到100名员工需政府审批裁员的门槛，莫迪承诺放宽到300名；雇佣10名以上员工需要遵守的法律流程，放宽到20人；倒班时长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最长加班时限从每周50小时翻到100小时。
势力强大的工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2018年9月28日，印度所有的中央工会联名号召工人罢工“舔企业、反人民”的莫迪政府，一时势同水火。
不得不说，印度人在不工作方面相当有工作技巧。今年1月8日，2.5亿人参与的全国性大罢工中，包括了3500万名公交车司机和人力车夫。首都德里的公交站台上挤满了学生和通勤人士，火车站连挂票都没得卖，交通瘫痪搭配罢工，效果可谓四两拨千斤。
结果可想而知，劳动法改革改了五年，裁员申报下限还是牢牢卡在100人，莫迪不仅在工人阶级队伍里被批倒搞臭，商界也抨击改革“缺乏任何诚意”，搞得莫迪里外不是人。
土地的情况大抵相似。莫迪当选前，上届政府紧锣密鼓的出台了一部《2013土地收购法》，也可以叫做“土地永不收购法”，因为法案新增的评估环节，导致正常流程就要走58个月，找各种政府部门盖十几个章，几乎把大部分收购直接拒之门外。
莫迪上台后粉碎旧制，土地法首当其冲。为了让小农群体支持改革，莫迪还承诺向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一个家庭至少保障一人就业。”
这个话在中国说没什么问题，但在印度说，难免显得有一点不了解国情。在修订案试点所在地哈里亚纳邦，农民Raj Kumar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缘由：“我们家有12口人。”
同一时期，被莫迪视为改革重点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也弄巧成拙。GST的确将29个州的税制转化为一个系统，然而在具体征收上，又分成了CGST（中央商品服务税）、SGST（邦商品服务税）、IGST（跨邦商品服务税）、UGST（部分印度特殊地区的税），可谓一国四税。
结果就是改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GST“一个顶过去29个”。小企业更加敬而远之。轰烈烈的改革之后，困扰印度制造业的顽疾，依旧岿然不动。
2004年，韩国制造业巨头浦项制铁打算在印度兴建工厂，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印度势头直逼中国”。然而之后的12年，浦项制铁相继经历了合作伙伴退出、农征地、许可证审批受阻、当地政府干预投资等等一条龙服务，最终在2016年宣布放弃建厂计划。
12年的时间， 见证了一家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巨头，在印度逐渐耗尽耐心，最终败走的全过程，也恰似印度制造业屡战屡败的缩影。
印度如今的各项经济指标，从GDP，到钢铁煤炭，从石油电力，到汽车生产，大多数都处于中国2004年前后的水平。
2004年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的枪口转向中东，电子产业链向大陆转移，中国刚刚加入WTO，一派朝气蓬勃。在这个“历史性机遇”下，国务院主导的中国电子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医改启航、全民医保稳步推进，大批基建项目陆续上马，“中国制造”开始拓展国际影响力。
如今，中美间的摩擦加剧，全球制造业的目光投向东南亚，“脱钩”之声此起彼伏，印度面临的局势与十多年前的中国非常相似。但这样一个世界上有一种错觉，就叫“中国可以，所以我也可以”。
对于亚洲的后发经济体来说，土改似乎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经历过土改，如果对比中印两国的土改政策，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区别：土地国有化。
中国的土地征收模式是，政府从人民手中征收土地，进行补偿安置。再将集体土地转让给使用方。这个转让环节中的差价，就是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但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新城市基建的资金，招商引资的筹码，这都是制造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在印度，政府征收土地之后，便直接转让给了土地使用者，没有一点好处的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动力推进征收，甚至会为了抚平当地民意刻意添堵。
中国在90年代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了财政上的主动权，这也是无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先决条件。朱相在两个多月里奔赴各省市一一说服，其中的阻力也绝非一句“重新分蛋糕”能够概括。相比之下，莫迪大力推行的GST税改，更像是一种隔靴搔痒。
为印度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论点大多可以概括为：印度通过改革，可以轻松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造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其难点不在“创造”，而在“打破”。
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那个姓资姓社大讨论的彷徨年代，一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意味着打破一切阻力的决心。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从来就不是可以“轻松复制”的。
归根结底，印度的大国梦，需要的不是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而是一次彻底的土改，一场雷厉风行的分税制改革，和一位能够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