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薛荣久，很难将他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等头衔联系在一起。站在办公的地方门口的他，头戴毡帽，手上拉着一辆很多老年人都使用的两轮小车，耳朵里塞着助听器。

  在采访薛荣久的三个小时里，他不疾不徐的话语，让人仿佛回到从前，再次经历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近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1936年，薛荣久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市，1955年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主修对外贸易专业。1960年，本科毕业的薛荣久恰逢国家开设研究生制度，他追随“南马北袁”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袁贤能攻读国际贸易研究生，步入西方经济学说和国际贸易理论殿堂。

  毕业后，薛荣久选择留校任教。1970年秋，他进入河南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劳动之余，抓紧时间背英文单词。1971年9月，接到学校复校命令，薛荣久夜以继日地读书钻研。

  1974年4月初，薛荣久被借调到原外贸部国际小组，为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准备材料。“在借调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助教，其他人都是教授和副教授。”薛荣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道。

  因为这次机会，年轻的薛荣久开始接触众多国际组织方面的英文材料，激起了他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浓厚兴趣。“那些资料让我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认识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是富人俱乐部。”

  随着认识的改变，薛荣久更改了教学内容，“我希望更多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8年后，提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众多的国际经贸问题出现。薛荣久也在1986年我国申请“复关”时，成为了原外贸部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

  1991年对外经贸大学创建关贸总协定研究会，随着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进行，该研究会转而成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中心，薛荣久担任会长和主任。他深感，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让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命途多舛。

  也是在那个时期，国内不少人抛出了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生存状态的担忧。“有的人说狼来了，甚至一些知名企业家都如此表述。”薛荣久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针对加入世贸组织录制的节目，并在最后点评说，“不是狼来了，是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伙伴来到了中国。”

  为了缓解国内企业家的焦虑，薛荣久组织宣讲，让众人了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大家都希望国人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不应徘徊在世贸组织门外。”

  在这一过程中，仅靠一代人的努力远远不足。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后，开始为国家培养世贸组织方向的博士生。他在对外经贸大学创建了“世贸组织概论”的课程，主编的《国际贸易》《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和《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被国内其他大学广泛采用。他认为，只有大学生进一步探索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掌握世贸组织的规则，才能让中国更好地为世界所接受。

  通过世贸组织的研究与工作方法总结，薛荣久也将此类方法应用到教学中。例如，他在受访时屡次强调在教学中注重“联想能力”，便是他在工作中最深的感受。

  1999年，薛荣久带领四位年轻教师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编世贸组织培训教材。其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和日本的影响”。

  在登上澳大利亚飞往美国的飞机前，他收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传，内容是学术会议主持者请他在会上专门讲一个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根本原则是冲突，还是吻合”。

  面对如此敏感的题目，薛荣久第一反应就是推掉。但到了纽约，会议主持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洁思诺女士告诉他，接到邀请的另外两名中国人不能前来参会。“她再次强调要我讲一讲电传定下的题目，我推掉的想法落空。”最终，薛荣久扛下了重担。

  回到宾馆，来不及倒时差，“我用联想的方式，纵览古今，从中国古代社会价值到现今的发展，再到与世贸组织的关系”。薛荣久回忆道。

  演讲时，他提到，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根本原则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行的政治价值与世贸组织吻合的一面越来越占主流；未来，中国会像西方国家学习法规与文化，同时也将这些文化和规则与中国5000年的历史积淀相结合，“我相信，中国未来创造的市场文化将会高于世界水平”。

  这场近乎即兴的演讲，博得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会议主持者洁思诺在总结发言中说，“薛教授释解了我们的担忧”。

  经此一“役”，薛荣久意识到，世贸组织中的其他几个国家更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内涵。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在学生培养中加入“联想能力”的培训。

  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仍然为本科生上课，退休后从始至终坚持授课至80余岁。

  “本科生注重的是打基础。为了加深他们的理解，我在讲课时不会将概念直接抛出，而是让他们与现实或者学过的知识进行关联，以讲为主，适当研讨。”薛荣久举例说，有一次在课上，他为了让学生理解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让学生用所学的概念举例。顺差与逆差、出口与进口一节课的时间，学生们归纳了270多个术语。总结时，薛荣久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未来你们的工作就是将国际贸易中的矛盾解决掉，达成统一。”

  有时，薛荣久会把自己已完成但未发表的文章，去掉大标题和小标题，拿到本科生的课堂中，让学生分析，哪个部分是前言、哪里应加小标题、小标题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再为文章拟个大标题。之后，他会把整篇文章发给学生，再与学生进行交流；有时，他只留下大标题和小标题，让学生填充内容，以此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

  面对硕士生，薛荣久则更重视他们的思辨能力，教育学生的方式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点评，培育学生独立的研究能力。他将课堂布置为会议现场，让硕士生分为正方、反方和第三方，由正反方进行辩论，再由第三方总结。薛荣久是旁听者，只提供思路。令他难忘的是，有时学生们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会从教室延续到宿舍。

  而在博士生教学中，他则会通过教师的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扩展性、前瞻性思维。

  “我讲课的时候会观察学生的眼睛，如果他们眼睛一直眯着，我就会赶紧调整讲课方式，直到看到他们眼中有光闪过，我就明白他们听懂了。”薛荣久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他根据中国入世人才的需要，于2003年创建“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他主编的教材《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成为北京市优秀教材。

  2003年，薛荣久获得北京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他主讲的“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概论”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7年，早已退休的薛荣久依然站在讲台上，他为自己定下了三条规定：第一站着讲课，第二写板书不提笔忘字，第三有联想和表达能力。“第一条是我要尊重听我讲课的人；第二条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有一天我提笔忘字，可能说明我的脑力已经跟不上教学过程，那么我就考虑退下讲台；第三点是我始终强调的。”薛荣久一直这样以身作则。

  为加强学术传承，2012 年后，薛荣久相继主编了《袁贤能著述文集》和《姚曾荫著述文集》。2018年，他还撰写出版《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一书，明示中国入世后对WTO规则的恪守与作为。

  2019年12月31日，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研讨会暨薛荣久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84岁高龄的薛荣久在会上为自己的余生定下了六个目标，包括写“我与经贸大学”的书，讲述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著作，分享教学理念的文章、个人著作编目等，如时间允许还想写一本自传。

  “我已经奔90岁了，这六个目标是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见证。”薛荣久感慨地说。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他在61岁时，向上一年级的小孙子请教拼音，直至熟练使用电脑进行打字。毕业到退休，他从未离开过对外经贸大学。他希望能够通过写“我与经贸大学”的故事，让人们看到对外经贸大学的发展历程。

  至于“讲述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著作”，则是因为国家十年政治动荡与三年自然灾害给薛荣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知中国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写作，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曾经经历的困难，做好面对未来困难的准备。”

  分享教学理念是他在教学育人过程中，不断反思摸索后的心得首先，要坚持研究方向，将研究问题吃透，再跳出来，才能将基础知识与现实融会贯通；其次，他自创了“鱼骨式”研究方法，即先研究主要矛盾，再研究次要矛盾，遇突发问题才能准确找到所需“鱼刺”内容；再次，逆向思维，遇上问题先考虑问题的背景，再提出解决办法，让解决办法更有大局观。

  至于个人传记，不是个人标榜，而是薛荣久为他的老师写传记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了。“学术传承之前，必须要了解曾经经历的事情。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传记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国家遇到困难时，需要有后辈挺身而出，而不是只会坐享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