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东堂子胡同49号是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在地。在内忧外患之中，清朝上下，学习西方的思潮此起彼伏，清廷也欲行新政图强，一系列新政的颁布，使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废科举后，新学堂蒸蒸日上，西方的电报电话以及摄影技术等也开始受到大家的喜爱。但由于清廷政治生态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清王朝——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根辫子也到该剪去的时候了。

  东单东堂子胡同，一条再僻静不过的胡同。它位于东单北大街路东，自西向东连通了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这条胡同在明代称堂子胡同，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

  胡同口是各种小店，水果摊、小旅馆、食杂店混杂在一起，偶尔也有吆喝声在这里响起。一股烟火市井气在这里腾腾升起。但即使这样，走过这条胡同的身边，非常有可能忽略它的存在。但是这条胡同在晚清历史中却怎么也忽略不掉。入得胡同深处，在49号停下，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灰色的院墙上镶着一块汉白玉石牌，上面刻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据称，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的确，这处院落经历了晚清新政的风风雨雨。

  其实在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之前就会路过一座四合院，院墙上一块白色的标牌，上面写着“蔡元培故居”。在北京蔡元培曾有多处住址，但这处的意义最重要，这里是蔡元培1917年至192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租赁的住所。历史记载，这条长800米，宽8米的胡同还曾经居住着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沈鹏、伍连德等人。穿越胡同，犹如穿越时光通道，它就像是一条光辉的文化长廊。检阅这些历史的片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看似平常而破旧的胡同曾经的辉煌。如今，胡同里面早已物是人非，只有市井的灯光一明一暗在昭示着生活的延续。但，历史在这条胡同得到延续，不禁让人感慨。斗转星移，向前的步伐不会停滞。

  东堂子胡同49号，按照北京标准样式建造的院子，大学士赛尚阿曾经居住在此。据记载，赛尚阿应该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是，切断外国人能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日后这里成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也就是办理外国人事务的地方。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何设立在这条胡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覃波查阅了清宫原始档案。她和记者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雏形建立于1860年第二次战争后，中外交涉事件日见纷繁。“为何没有设在紫禁城内，而是选址东堂子胡同，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在紫禁城内接见金发碧眼的人不雅，另外考虑到东堂子胡同离紫禁城不远，办事还方便些。”

  覃波查阅原始档案后还发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过程颇令人寻味，“由于其前身大门是旧式住宅结构，如不改成衙门形式，外国人往来会晤，形象不够壮观，且有失尊严。除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因陋就简稍做整理。”

  她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总理衙门从筹备人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当时衙署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院内门窗全是自己动手糊饰，这里的办事效率超过当时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这个昭示对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已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整个筹建过程体现了简朴与高效。”

  后来总理衙门的功能也慢慢变得广泛，越来越扩大，甚至包括洋务运动带起来的兴办实业、派遣留学生、外国人投资等事务，也都划在了它的管辖范围之内。

  1901年9月7日，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

  清史专家秦国经撰文称，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是“洋枪洋炮逼迫下的产物”。然而在这样一个“赶鸭子上架”的形势下，晚清还是希望外务部有所作为。根据史料，外务部绝不仅仅改了个名称那么简单，其还有一大创新，那就是部领导层不分满汉，领导职位只设一尚书（部长）两侍郎（副部长），这打破了原来六部中设置满汉尚书和侍郎两套班子的制度。这一改变，等于是打破了清朝沿袭了两百多年的祖制。而外务部的这一变化，实际上也是开了后来的机构改革之先河。

  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东梁看来，清朝外务部的出现是清朝走向近现代政治的表现，显示其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外务部的变化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后来清朝机构改革的先声。从那之后，机构改革如雨后春笋般开始起来。

  历史学者金满楼在《帝国的凋零》中，记述了各大“部委”诞生过程。1903年9月，为了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成立商部，地位仅次于外务部。1904年2月，清廷又成立了财政处，不久财政处与户部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即度支部。1905年10月，成立巡警部，1905年12月，科举被废除，成立了学部。1906年11月，清廷又进行了彻底的中央官制改革，除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2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新政时期的机构调整规模可谓前所未有。至此隋唐以来的传统六部建制便不复存在。

  《》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证实中国新式陆军剪辫始于1905年岁末，当时士兵一般不愿意剪，要由军官带头，没辫子的军人，在大街上常常受到孩子们嘲笑。北京街头警察一般则是把辫子剪去了三分之二。

  1910年，清廷正式颁旨准官民自由剪辫，陆军大臣荫昌为人很活络，早早就剪了辫子，进宫去见太后，就装一假的对付一下。新军的创建人袁世凯却一直拖着一条灰白的小辫子。直到民国开国之后两个月才剪去。身为汉人的袁氏，倒比很多满人珍爱他的辫子。

  军队最著名的集体剪辫发生在1911年。1911年6月22日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庆典，清廷派“海圻”号军舰远赴英伦祝贺。在航行中，统领程璧光突发训令：“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军人为甚，故实无保留之价值。”他下令300多名官兵一律剪掉发辫，以符合世界潮流，有一些老兵舍不得长长的发辫，便用红布包裹寄回家乡。

  丁未政潮是预备立宪后1907年4月发生的一场，军机大臣瞿鸿机联合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试图扳倒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北洋大臣袁世凯。八国联军入侵时勤王有功，岑春煊受慈禧宠幸。他和瞿鸿机为官清廉，打击腐败有力，也因此得罪了奕劻和袁世凯。奕劻的贪婪不亚于和珅，1911年清亡时，奕劻竟攒下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家产。双方都向慈禧告状，瞿岑参奕劻的多是经济问题，奕劻老辣多了，直接参他们与康梁维新党有染，政治问题大还是经济问题大？末代王朝总是向小人开绿灯。有意思的是，除了告黑状，奕劻和袁世凯扳倒岑春煊还用了当时的高新技术——摄影。两江总督端方和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喜欢洋玩艺儿，尤好摄影且水平高超。他利用暗房技术将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照片，移花接木合成在了一起，送给了慈禧，岑春煊的仕途到头了。清末的PS技术能“杀”人。

  清末慢慢的变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八股再精通，还是造不出坚船利炮，中国人的自信已转化为自卑。一些新学堂中，理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特别受重视，像数学、代数、几何、微积分都是主课，英语比重奇高，这种情形跟今天是何等的相像。1905年，科举制被废。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很多有新思想的中年人,到了三四十岁，还拼命学数理化，还要学日语、英语，硬着舌头怪声怪气，但热情而认真地朗读。萧功秦先生在《危机中的变革》中指出，“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一次文化断裂。”某一些程度上，清廷希望能够通过废除科举取得全面进步，结果却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1908年北京成为电报总汇中心，与法、英、日、俄等国有电报连线年从法国购进一架苏姆式双翼飞机，在南苑建立机场，进行试飞。

  东堂子胡同49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院里还有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同文馆。同文馆是依附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个机构。1862年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这座院落，开始给一群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教授第一堂英语课。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在他的《同文馆记》中说：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整个看来，恰像一座兵房，或是一所营幕。”

  的确，同文馆创立伊始，就和“神机营”具有同等地位，是“总理衙门”直属的文武两将。创办者希冀同文馆培养出一大批“子弟兵”来，满口洋文，在外交场上充当“以夷制夷”的将士。

  然而，一开始国人对于学洋文是相当排斥的，甚至见到外国人都要躲起来。《清末北京志资料》中记载，国人一开始在大街上见到洋人都会跑到商铺的门后，有带着小孩子的也要让他藏在自己衣服或者袖子里。当时甚至有一种论调：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说洋文丢不丢人？不得已和洋人打交道，就让那些广东人、上海人去说洋文好了。还有人将说洋文和当时的一场瘟疫联系起来。其实同文馆里的待遇不错，每天七碟八大碗，还能得到七品官的俸银，但有钱的旗人还是不愿意去，学员也大多是贫寒的八旗子弟。

  同文馆的设立并不是那么受欢迎。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是同文馆的晚期学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北京人厌恶学外语的风气，说：“（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属和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很多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惯了，什么也没学到的大有人在。齐如山回忆，有人学了九年俄语，连字母也背不下来，就算最有出息的，翻译也常常是笑话百出。后来的陆军大臣荫昌毕业到德国当翻译，结果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过来。

  其实同文馆的课程除了外文，数理化的比例奇高，尤其是数学，历史学者张鸣感慨，“这似乎超出了实际需要，这可能与中国人思维特点有关。”如今，全国中小学生都在学奥数，看来这股子风气100多年前即有之。同文馆也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同文馆早期毕业生成为著名外交官的有28人，其中张德彝曾任英意比公使，他还是光绪帝的英文老师。后来任民国国务总理的陆徵祥曾出任过驻荷、驻俄公使。电报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等前沿部门中也有同文馆的大量毕业生。

  学不学英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外的心态。晚清历史上，光绪帝对外的心态无疑是从容的。1892年2月4日出版的《》刊发了一篇有关大清国事务的述评——《光绪皇帝学英语》。述评中说，从去年（1891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会在今后若干年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打开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边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最终的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朝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进一步报道说，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逝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一点人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可以说，光绪掀起了学英语的风潮。1906年出版的《新增绘图幼学故事琼林》就印有英文单词，下面有中文读音，如：把英文单词“香蕉”注读为“白奶奶”；把英文单词“汗衫”注读为“史为脱、休脱”；把英文单词“咳嗽”注读为“哭夫”等。专家这样认为，这本书已反映当时国民与外国人交往日多，英语已成为重要的交往语言。更进一步的转变是庚子战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变身为外务部。历史就是一个怪圈，在清廷新政中成长起来的各方力量，恰恰为清廷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