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剖析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即，是公司的政治影响力，而非公司的企业社会职责态度，解说了为什么赏罚较轻：参加较多政治运动的公司并没有遭到较轻的赏罚。

  我们以为在企业冒犯法令时，是不是可以依据企业的社会职责态度，来从轻赏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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