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寻找一个最能够刺激感情的话题，然后用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才是对理性的最好的训练。 2、企业本身是企业主的财产，所以他对员工的招聘条件做出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 3、幸福的生活的前提，是清醒的头脑。放弃了思考的责任的人，等于是放弃了整个人生。 我的思维方法之所以理性而清晰，是因为我能够从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从成见、偏见或情绪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如何去从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思考问题？我今天就举一个小例子，帮助你们理解我的思维方法。 今天就从对某类人群的歧视、偏见这件事讲起。为什么？因为理性而清晰地思考问题，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思考的时候必须放下感情。所以去寻找一个最能够刺激感情的话题，然后试着去放下感情，仅仅用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才是对理性的最好的训练。 对某类人群的歧视，发生的比较多的场合，就是在企业的招聘中。有的企业招聘明确说不要女人，有的可以要女人，但是不要已婚未孕，有的不要长相丑陋的，有的不要身高欠佳的，有的不要低于某个学历，或者某些地域的，诸如此类。 性别、生育状况、长相、身高、学历、地域歧视是错的吗？很多人说：是的。那么它违反了什么原则呢？他们说：违反了人人平等原则。好了。一般人的讨论往往到此就结束了。因为他们没能力去辨析“到底什么是所谓人人平等原则？”放弃了思考，他们就会轻易地被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所绑架。 我接下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构建一个思考的框架。请注意我的分析： 任何人的任何具体行为都是特殊的。如果咱们不可以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去给这个特殊的行为一个一般的定义，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判断它的对错。所以我们判断对错的第一步，就是给这个行为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 举个例子。什么是招聘歧视？能不能把“招聘歧视”这个行为进行一般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会发现实际上“歧视”是一个带有贬义的字眼。如果我们用中性的词汇去描述“歧视”这个词的话，会发现“歧视”和“偏好、选择”没有区别。所谓“招聘歧视”，就是企业在偏好某些应聘者，并且选择自身认为合适的应聘者。 有了这个思路，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人生无处不存在歧视，无处不存在偏好和选择。例如我们偏好和某个人在一起，选择了ta做男女朋友，就是歧视了其他的候选人。我们喜欢大城市，选择去大城市生活，就是歧视了小城市。我们最终选择去某个公司上班，就是歧视了其他的公司。我们本身的生活中就存在无数种偏好和选择，也就存在着无数种歧视。 从这个方面来看招聘歧视。招聘歧视其实就是企业主（股东），或者他的代理人，对于“谁能够代表企业来经营”而进行的一项管理决策。因为企业本身是企业主（股东）的财产，所以他和他的代理人，对企业员工的招聘条件做出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 这个合理性，就等同于你应当拥有100%的权力决定谁能去你家做客一样。企业是企业主（股东）的，管理层、员工都是企业的客人，只有企业主（股东）才是企业的主人。任何的场所，都应该是主人说了算。否认这个原则，就等于说任何人到你家去做客，你都不能拒绝了。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 有人说：我觉得企业不招聘已婚未孕的女性是不合理的。是的。你能这样觉得。这没问题。但是因为企业不是你的，所以你的意见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并不重要。企业是企业主的，他的意见在企业中才是重要的。这是企业的性质决定的。企业说到底，是企业主的财产，一定要符合财产权的规则。 从另一个角度说，任何人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毫无道理的喜好或者厌恶。例如有的人家里吃豆腐脑要放糖，有人要放盐和酱油。你作为一个咸党，会觉得豆腐脑放糖真是不可思议。那么一个甜党同样会觉得豆腐脑要放盐和酱油简直是恶心。但是谁才有资格决定自己的豆腐脑到底是放糖还是放盐和酱油？他自己。 别人的企业是相同。你可以看不惯，你可以，你可以咒骂，你还可以建立一个企业，专门招聘已婚未孕的女性，男的，未婚和已育的女性都不要。但是你不应当有插手别人企业经营的权力。 再换两个角度看招聘歧视。如果说招聘歧视是不合理的，是应该立法禁止的，就等于说，企业主应该被迫去接受那些他不愿意接受的应聘者。请注意，此时此刻，假设企业主因为法律强制，接受了这些应聘者，这些应聘者就是“在违背他人的意愿的前提下占用他人的财产”。这个定义实际上就是抢劫定义。那么强迫企业接受一个员工，也就是等同于抢劫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真相。真相往往是由逻辑揭示的。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群被企业主歧视的“”被国家的法律“保护”，而得以进入企业找到工作。那么实际上根据逻辑的推理，这些表面上的“”其实就是抢劫者，而看上去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企业主，却成了受害者。 最后一个角度，继续观察这两群人。我们得知： 假设国家立法禁止招聘歧视，那么企业主和应聘者的关系就不是对等的。换句话说：应聘者可以不去自己不喜欢的企业，但是企业主却不能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应聘者。 而在充满了招聘歧视的环境下，企业主和应聘者的关系却是对等的：应聘者可以不去自己不喜欢的企业，而企业主也可以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应聘者。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我们假设在一个社会中，男人可以随意挑选任何女人做他的妻子，女人却不能拒绝任何男人的求婚，这难道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吗？当然并非是。这是邪恶的男权压迫社会。那么这种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到了经济领域：应聘者可以不去自己不喜欢的企业，但是企业主却不能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应聘者。这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平等”呢？ 这当然并非是平等。这是太明显不过的不平等。那么普通人为什么看不出来，反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因为普通人并没有理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容易被情感冲昏头脑。而使用我的方法，你就能够学会理性、清晰，从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情感和偏见出发去思考问题。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你的，如何抓住事物的本质，看到世界的真相。 那么有的人问了：为什么我要按照你说的，抓住事物的本质，看到世界的真相呢？总是和别人想的不一样，多痛苦呀。我随大流不是很舒服？ 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需要这样去理解：人总是要去相信某些东西。你不去寻找真相，相信真理，你就一定会被社会上流行的混乱、错误的思想所蒙蔽和欺骗。而有些邪恶的人，他们正是利用了你的这种懒惰的心态，去编造谎言，给你洗脑，利用你，榨，让你认为自身生活的很开心，但实际上却是为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财富甚至是生命。 幸福的生活的前提，是清醒的头脑。放弃了思考的责任的人，等于是放弃了整个人生。

  最被中国人歧视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南部，都是黄河下游频繁被洪水祸害的地区。 中国最被歧视的地方，当然是河南，“十亿人民九亿骗，河南人是总教练”这种顺口溜，不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在说，经济并不好过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样爱说。 安徽、苏北人好不到哪去。无论是何版本的中国地图炮，安徽总难免与乞丐、小偷挂钩，而苏北人在苏南人眼中则往往被视为扛大包、卖苦力的同义词。 ▍网络流传的地域歧视 实际上，除了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外，还有个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视，就是“山东自古出响马”，虽然土匪强盗的名头早有后来者获得，但鲁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负面新闻高发区。 有心人应当注意到，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 说河南出骗子当然是不公的。实际上，总结最近十年广为人知的诈骗犯罪，根本没办法得出“河南出骗子”这样的印象。 中国流行两类诈骗，只吃本地人的集资诈骗不会给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电信诈骗，与河南无缘。这种犯罪活动，需要紧密的社会分工，更易在宗族关系尚存的地方出现。该诈骗模式台湾传入后，先在福建广东落地生根，后由湖南中部地区发扬光大。 饱受歧视之苦的河南人除了用《河南人惹谁了》表达愤怒外，有时也会辩解说，诈骗都是豫东人干的，那地方人假话连篇，我们豫西可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 上海人轻轻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达强烈歧视，安徽人当然也会辩解，乞讨只是一部分安徽人，并不意味着安徽人都是乞丐。而皖南人干脆做切割，其实，那都是皖北人干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们经济富庶，教育发达，怎么会当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遭受歧视的重灾区——豫东、皖北、苏北、鲁西南，会发现它们彼此接壤。也就是说，上面所有的坏印象都源自同一块地方，它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交汇地带。 江苏、山东没有像河南、安徽那样被整体贴上不良标签，实在是因为江苏南部和山东东部的经济远超于全国水平，而河南、安徽因总体经济水平欠佳，非常容易就被整体纳入地域歧视的链条。 这片最遭歧视地区，处于黄淮之间，其实也算得上是风水绝佳的帝王之乡。 中国的开国皇帝大多权贵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几代人的积累。惟有刘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黄淮区域，他们赖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将，也大多来自故土家乡。 黄淮区域可谓历史上的龙兴之地，如何成为后人眼中的流民发源地？ 其实，当年将平民变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后来批量制造流民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泛滥的黄河。上述惨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处，正好与黄河洪泛区高度吻合。 ▍历史上黄河下游泛滥范围图 大河的诅咒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当为宜农作的丰饶地带，不幸的是，汉代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宋以后更加泛滥，这片位于黄河下游的平旷地区成为头号受害者。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些泥沙淤积使黄河成为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决堤频发。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极度贫穷。 今天，“黄泛区”被狭义地解释为 1938 年 6 月 9 日，为阻塞日军进犯，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在豫、苏、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没区。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淹没的地区还包括今天山东西部和河北东南部。 ▍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沙、治涝、治盐碱，都是治理黄河之害 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绝不仅是决口处的一两个县。水量很大时，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看似频率不高，但若发生便会造成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秩序的深远灾难，祸及整个平原。 南宋绍熙五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带来大量泥沙，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问题，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尽管在清朝咸丰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东，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经被其用废。 这样一个世界罕见的高频天灾地区，尽管曾是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但频繁的水患导致经济极为脆弱。稍大一点的水灾，无论贫困之家还是累世殷实富户，家产都会在洪水中荡然无存。 家园毁荡，人民只有外出逃难，或南下过江，或西进陕甘，往往只能以乞讨、偷盗或打工方式糊口。实际上，很多灾民是三种角色并行不误。这难免会给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强盗。 迟至八九十年代，还有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时，还会特意询问对方姑娘，有没有跟随父母外出乞讨的经历。假如没有，他们就会担心未来的孙子孙女：你连讨饭都不会，将来洪水来了，你孩子可咋办？ 比这更严重的，是社会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边是行不通的。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来。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正如安徽官府那番无可奈何的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尽英雄 今天已经很少再有“山东自古出响马”的说法。但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别快车，在山东临城与沙沟地段被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拦截，除一名英国人负隅顽抗被击毙外，绑走外国旅客 19 人，中国旅客 100 余人。它被称为民国第一案。 除了提出巨额补偿，孙像梁山好汉一样希望招安。当时活跃在山东 30 个州县的民间武装约有三万多人，两万多，临城劫车案和平解决，让他们跃跃欲试。 孙美瑶的先辈梁山好汉，也是黄泛区的产物。五代到北宋末，黄河三次决口，洪水在梁山脚下汇集成一片辽阔水域，成为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根据地。 地理环境上，大平原不适合以英雄好汉为业，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风自然争强好斗，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当地多宗族械斗，他口中的难于治理可见当地民风。 孙美瑶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个缩影。孙氏原为山东枣庄凫城镇白庄村的书香门第、殷实之家，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还是前清秀才。但孙家时常被土匪勒索敲诈，孙父甚至被绑架。1918 年，孙氏兄弟一怒之下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联络各路“竿子”，筑寨于抱犊崮，很快聚集数千人。1920 年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孙美珠任总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黄泛区地贫人穷，盗匪丛生也不奇怪。但这里土匪的特色在于，他们是“匪民一家”，当土匪并不是背叛社会，而是家庭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 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写道，黄泛区土匪通常与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她援引一位外国记者在河南的报导：“我倾向于认为，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百姓正是那帮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们会尽量把剽掠成果托人捎带回家。” ▍美国汉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裴宜理 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最终的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捻”是当地方言，用捻线成绳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个帮派。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变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捻军：黄泛区的产物 彪悍好斗的民风，加上亦民亦匪的传统，使黄泛区人民成了中原的“游牧民族”：经济落后，但战斗力极强。和平时期他们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乱，他们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强劲候选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够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他的淮右老乡团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盗匪与革命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反动统治阶级污孙美瑶为匪，虽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中称之为革命团体，陈独秀、马林等都肯定了孙美瑶，但新中国成立后，孙美瑶很久依然被视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到枣庄调研时，视察了孙美瑶当年扣押人质的抱犊崮，称孙美瑶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冈山农民领袖，加入红军被误杀），认为对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 当年 12 月召开“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上，正式认定了其革命性质。“文革”中被平毁的孙美瑶被重新修建，枣庄抱犊崮公园的山路上修建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孙的乡亲们终于又可以公开以孙为傲了。 1997 年 12 月 18 日建成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碑文如下：民国之初的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使当地百姓灾难深重，苦不堪言。一些不堪重负的百姓，纷纷聚众起义。 1920 年，原峄县白庄（现北庄镇白庄村）清末秀才孙美珠和五弟孙美瑶、叔父孙桂芝一道揭竿而起筑寨于抱犊崮，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 1923 年 5 月，孙美瑶带领“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抱犊崮山区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史称“民国第一案”。 值得欣慰的是，肆虐了两千年的黄河今天已很难为患，因为黄河都快断流了。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发了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事件：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前，上海知名解说员周亮介绍出场球员，将江苏舜天队员统统介绍为“苏北狗”。 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最后导致周亮被供职单位开除。 “苏北狗”一词，针对的并非舜天球员们的籍贯出身，连外援都被周亮介绍为“来自巴西的苏北狗”。周的歧视对象，是舜天主场所在的南京。 除“苏北”外，上海话中的“江北”也可用来歧视南京。 这种歧视用词似乎并不“准确”，如果参考江苏省官方的划分标准，则南京根本就不属于苏北，而是正宗的苏南城市。江北一词更是显得地理没学好：南京位于长江以南，这个“北”字从何说起？ 苏南苏北到底该如何区分？为什么被称为苏北人、江北人，会令很多人不悦？ 【五花八门的苏北标准】 在吴语区的歧视用语中，无论是周亮的“苏北狗”，还是吴语区常说的“刚波宁”（江北人），都将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一网打尽。 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官方划分。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在“真正的苏南人”眼中，并没什么“苏中”，无非是不那么穷的苏北罢了。 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觉得应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的人觉得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苏北地域不但能跨省，还能跨国跨种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妇在采访中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说他们是苏北人，“这样不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知识分子的划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时常通过你自己的感情，把一个地区挪出或归入苏北。 海门出身的晚清状元张謇，对老乡被称为“江北人”颇有微词。据《张謇传记》一书记载，张謇认为盐城、阜宁、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门、启东，乃至整个南通、泰州地区，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官员易君左作客扬州，在其散文集《闲话扬州》中公然宣称；“江北人的个性是剽悍，而扬州人非常文静···他们早就‘江南化’了。从隋朝开始，他们就代表纯粹的江南风格了。说扬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绝顶荒唐！” 看似“抬高”扬州人的《闲话扬州》，却曾因为涉嫌轻侮扬州妇女而被扬州人告上法庭，后和解不再刊印 与这些人相比，当代上海学者就不客气多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对这些所谓苏北特征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韩起澜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书中一则采访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品，只能小量上菜，八个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如此不讲究，一定是苏北人，这婚结不得。 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 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整个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据韩起澜记载，上海某历史学家与他闲聊时曾说：“苏北方言真难听···‘哪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但苏北说‘哪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广泛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线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上海人力车夫大部分来源于上述方言区，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话”地区。 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开头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至于比江淮官话区更北的徐州地区，就更不说通常意义上的“江北话”，而是操与河南洛阳类似的中原官话洛徐片方言，与吴、淮一起形成省内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分界线，图片来自：《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 如长江以北南通地区的海门和启东，历史上曾是长江出海口的沙洲，后逐渐淤积扩大，与大陆相连。这两地居民多为江南各地垦荒农民的后代，保留了各自的吴语方言。 而说江淮官话的南通、泰州另外的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杂了吴语成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骞那种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启东、海门挪出江北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认同者。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这么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经下滑的清代，苏南地区在科举中表现抢眼，进士辈出，也主要是依托他们的人口优势。按雍正、嘉庆两朝江苏各府人口数量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各府进士产率，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跟镇江、江宁、扬州、通州都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很难据此分辨谁是江南谁是江北，唯独淮安和徐州显得特别弱势。 而且，即使是吴语区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坚持吴音不改。读书人在正式一点的场合都要说官话，而江淮官话与明清官话关系紧密，不太可能受到他们歧视。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镇扬州出产的学者质量也异常显著。有人研究过朴学大师的地区分布，扬州有 44 名，居江苏省之首，全省朴学大师有 28.8%在扬州，全国朴学大师也差不多是 9 个中间就有一个扬州人。 不过到了民国，扬州颓势难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扬州人》，在文中哀叹：“扬州……衰落了，经济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来，江北之所以为江北，不受待见，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衰落。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快速地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 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 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很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 长期的打压排斥，使苏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贱民。抗战期间，苏北人即被广泛怀疑为汉奸胚子。在工厂里，江南人占据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苦活累活则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多为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总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认同首先体现为户籍，体现为身份证头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户口，哪怕满口陕北腔，也能在住、行、学等多方面体味到现代化大城市的温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昆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无时不刻地劝你回去建设家乡，不要贴到人满为患的上海来。 【苏北人出汉奸？】 与江南籍上海人的恶劣歧视不同，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对待苏北人要友好得多，他们通常不会刻意区分什么江北、江南。 当时的苏北籍工人也普遍更愿意去日本人开的工厂工作，而不愿进中国人自己的工厂。除了日本工厂有较好的设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们获得了久违的尊重。 一位中国女工曾说：“日本人对待我们苏北人就像对待上海人一样有礼貌。他们把我们当人看。每天当我们去上工时, 他们都会向我们点头问候, 并对我们微笑。但在中国人的工厂中, 他们把我们当作垃圾一样。他们咒骂江北人是如何的糟糕。”（韩起澜，《姐妹和陌生人-上海棉纺厂的女人们，1919-1949》）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日开战，没有几个苏北籍上海人替日本人做事，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果然，在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据说曾有相当数量的苏北人充当了日本人的间谍，并在战后替日本人善后。根深蒂固的歧视混杂战败的屈辱，终于爆发，上海社会舆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批判“江北汉奸”怒潮。 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当时也曾留意苏北汉奸问题，并写有小说一篇。与上海报纸的喊打喊杀不同，瞿很替广大苏北劳工说了几句公道话，并借机谴责了中日资本家的虚伪可恶。尤其难得的是，小说全篇由充满上海方言韵味的文字写成，读来特别的接地气。

  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取钱》中骗子打电话时说的是河南线日，西安一河南籍律师以“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北京电视台和该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人一元。

  因认为电视戏曲节目的内容涉嫌歧视河南驻马店人，钟先生将制作与播出节目的河南电视台，央视国际以及搜狐网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万元。目前，海淀法院已经受理该案。 原籍河南省驻马店市的钟先生起诉称，2015年9月20日，在河南电视台知名品牌栏目《梨园春》所制作的“擂响中国”《打金枝》节目中，演员用“你别激我啊，你别惹我啊，我是河南驻马店的”，“驻马店人咋啦？驻马店人很狂躁”，“狂躁咋啦，狂躁我告诉你，狂躁我就动手”，“我告诉你，我驻马店人，我很狂躁”等语言，并配合打人的动作，以侮辱驻马店人名誉的方式，博取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哄堂大笑。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歧视别人，也有一定可能会被他人无心或有意的言语、眼神伤害。我们不断划清“自己”和“他们”的边界，殊不知若有似无的歧视就在这些边 界的缝隙中潜滋蔓长。“鄙视的链条”为何总也割不断？破除地域歧视的良方到底在哪里？真的需要佛法修行吗？还是依靠组织方可解决？ 如果让我说说如何来解决地域歧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让饱受歧视的族群重新扬眉吐气，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因为地域歧视这种文化现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 一种充塞在空气中的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环境压力。一旦回到真实具体的场景，摆在面上的地域歧视反倒容易变成一种善意的玩笑。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是我还在央视当制片人的时候。有一次开制片人会，会议间歇，部主任指着我们一个山西的同事说：“你听过山西的一个段子吗？说山西人抠，夏天买一把扇子不舍得扇，把扇子摆在这儿然后摇头。”结果哄堂大笑。 这分明像是地域歧视，但是在那样的场景下，这反而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大家哈哈一乐也就过去了。往往是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比较礼貌的方式制造的压力，那才是露骨的地域歧视，明显会让人感受到恶意。 地域歧视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鄙视链条，大到国家，小到城市、省际，甚至省内之间都存在地域歧视。 这有点像中国人的麻将，肯定有上家和下家，上家打出来的牌你得吃，你打出来的牌也会被别人吃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像贪吃蛇一样的鄙视链条。 想把这个链条硬生生地从人们的文化认识上打断，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处理方法呢？自从我看到郑也夫先生写的《信任论》一书之后，我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几乎感到绝望了。书中的一个小章节讲到一个原理：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在这个漫长而残酷的进化战场当中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得有一种把世界简化的本领。 世界到底有多复杂？举个棋类的例子来说明。在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和围棋这三种主要的棋类中，围棋是最复杂也是变化最多的。最简单的是国际象棋，走完一盘大概 需要40步，而每一步都可能面对30种选择。匡算一下，一盘国际象棋可能牵扯到的符合规则的变化种类大概是10的120次方，甚至有的计算结果是10的 240次方。如此庞大的数字，印证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话，“千古无重局”。 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棋盘这种规则、边界和时长都既定的博弈格局当中，变化都是无穷尽的，更何况我们人生。自然界的生物面对生存竞争这样博弈多变的环境，变化的种类恐怕更是难以计数。 对于任何一个想精准把握外在世界的人来说，复杂性都是一个难题。 康熙大帝的御座旁边会贴一张纸条，写上全国各个省份督抚大员的名字，这个名单就是康熙对他所掌握的帝国建立的一个基本简化机制，他只用掌握到某个省是谁在管这一个层面就够了。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史的著名专家叫。他在小书《康熙》里收录了康熙写的一篇日记，是康熙偷偷写的。史景迁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歧视。 比如，康熙看不起山西人，认为山西人抠门，不会照顾穷一点的亲朋好友。而且客人来了，主人连一顿饭都不留。其实就我个人跟山西朋友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抠门的 人远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但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他只能用这种符号化、脸谱化的简化机制来理解他治下的臣民。假如没有这种简化机制，康熙大帝就算再英明神武，坐在大殿御座上的他也难以掌控泱泱大国。 民间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女儿描述外面的世界时，会用一些非常简化的结论。比如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要小心；十点钟之前一定要回家；不要跟男人在外面待到十点钟之后，等等。这就是一个母亲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她对世界的简化。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小时候的少年派拥有一项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很多位，这也是现在很多小孩喜欢展示的一个技巧。圆周率之 所以这么难背，主要是因为这些数字排列得毫无意义。可是你看中国古代一篇叫《千字文》的文章，很多上过私塾的人都会背，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等，因为它有意义。 人类怎么去把握如此复杂的外在世界呢？就是用简化机制赋予其意义，再通过意义去理解这样一个世界，而地域歧视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简化机制。因我们无法去把握一个几千万人将近上亿人口的省份或者国家，太复杂了，所以干脆把它符号化。 回到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他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也可以掌握的世界。若无法言说出来，也就不可以把它符号化、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我们来自不同的故乡，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判断一个人，是以他的品德？还是以他的家乡？先入为主的排斥、简单粗暴的标签，地域歧视是一颗偏见下的蛋。如何寻找成见背后的真相，推翻地域歧视的屏障？ 在一个地区生活久了，熟悉每条街巷的走向，能画出每棵树枝丫的形状，记得每家餐馆老板各异的笑脸，还有菜场此起彼伏的喧闹声，商场高高低低的音乐声……这些烙在记忆里的细节，是恒久温暖的力量。 但是要向别人说起家乡时，总不免还是要提起戒心，将这些温柔的情愫悄悄隐藏，谨慎的斗智斗勇起来，因为在外地人看来，自己的家乡很可能只等于一两个形容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并不友好的形容词。 企图用几个形容词总结一个地区，以贬低该地区的行为，古已有之，遍布中外。 古代被黑的最惨就是宋国人。《列子》里讲到，有个宋国人在冬天里晒太阳，觉得很舒服，便想把这个“享受秘方”献给国君，并自信能领取重赏；《庄子》里说，有个宋国人善于做衣帽，就去越国经营企图发财，结果越国人都是剪短发的纹身大汉根本用不着衣帽，因此惨遭赔本；《韩非子》中还有宋国人不听邻居劝告，及时修补下雨天被浸坏的围墙，结果家中被盗，他反而怀疑盗贼就是好心给他提建议的邻居…… 甚至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其实也包含着明显的地域歧视，细数这些成语不难发现，当年宋国人和楚国人在外地一定过的不怎么好： 《揠苗助长》：从前有个宋国人…… 《野人献曝》：从前有个宋国人…… 《守株待兔》：从前有个宋国人…… 《郑人买履》：从前有个郑国人…… 《买椟还珠》：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 《杞人忧天》：从前有个杞国人…… 《刻舟求剑》：从前有个楚国人…… 《画蛇添足》：从前有个楚国人…… 《自相矛盾》：从前有个楚国人…… 《叶公好龙》：楚国叶公子高好龙…… 《邯郸学步》：从前有个燕国人…… 【总是受伤的“外地人”】 人们对一个群体一旦形成的不公正、否定性态度，就很难改变，久而久之会形成偏见文化。中国民间素来存在偏见文化的根基。 例如人们一致认为北方人外形上比南方人高大、强壮，性子比南方人直爽，说话直接，爱喝酒，而南方人比北方人懂礼貌。 关于各个地域的人群特征，社会上广泛流传上海人精明排外、东北人都是黑社会、湖北人都是阴谋家、河南人好使坏、北京人自大、宁夏人粗野等以偏概全的说法，并且这种观点还受到大家的普遍接受，于是每个地区的人到了外地都要被“另眼相看”： 【互相伤害的各国人】 当然了，这并非是独属于中国人的陋习，外国人也会逮着机会就狠狠黑一下外地人。 比如梅毒没有正式的名字之前，俄罗斯人称其为“波兰病”。波兰人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他们和德国人将其称为“法国病”。法国人觉得这是“意大利病”，荷兰人称其为“西班牙病”，奥斯曼帝国称其为“基督徒病”或“法兰克病”……直到1530年，意大利维罗纳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将梅毒定名为syphilis，这一场互黑的闹剧的才逐渐落下帷幕。美剧中也总拿地域说事：密尔沃基是个怪地方，犹他州不仅荒无人烟还有摩门教，科罗拉多冻得死人，德克萨斯要么就是墨西哥后裔天天吃玉米饼，要么就是顽固的基督徒……另外，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就是艳遇的天堂。 而欧洲人则在忙着互相鄙视。西班牙人觉得法国人傲慢；瑞士人觉得法国人懒惰；北欧人和德国人都觉得意大利人时懒虫、吹牛王、色狼；意大利人则觉得德国人不仅机械，而且德国东西还难吃，在这点上法国人和英国人站意大利人这边…… 【地域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个体讨厌另一个个体可以简单的说出原因，但是一群人为何会对某一地域的人所产生的厌恶甚至敌视的态度，情况就要复杂许多。人们对特定地域人群的形象是经过长时间才构建起来的，并且深化为较为固定的社会记忆。 【地域环境有别会形成不同的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方言。中国方言特别多，这在整个世界都是少有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做了件了不起的事，统一了文字，这使得全国各地区尽管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也可以通过同一种文字做沟通。 但是文字能够统一，语言却不能，尤其是南方的方言。北方的地理障碍较少，比如华北平原、黄淮平原、蒙古平原，互相交流没什么障碍，但是南方山多，在古代地理障碍更多，即使相邻的地区可能也很少沟通，因而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方言。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首先要看有没有同样的方言，方言产生成为同一个区域人往的媒介，时间长了会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毕竟如果听对方的话还需要一个翻译的话，光是沟通就很烦躁了。 除了语言之外，饮食、民居、婚丧节庆、民间信仰，也能使各地文化之间形成差异。比如饮食，民间日常饮食多以当地产物为主，要适应当地的环境，像那种为了吃荔枝派出一批千里马跑接力的事，一般老百姓没钱玩。通常情况下，最有特色的饮食基础反而是因为穷，比如加盐风干这样储存食物的方式。除非出现大面积的移民现象，否则一个地区的饮食上的习惯通常不可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经济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 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财富或者说贫富差距在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记忆，甚至带来经济歧视和身份歧视：拥有财富多的人试图提升穷人的道德水准，并试图教他们“至高无上”的美德：节俭、禁欲、敬业。甚至穷人之所以天生不具有这些品性，原因恰恰在于他们是穷人。是否拥有财富决定着有没有高尚的美德，社会经济的差异，影响社会记忆内容的强弱和有无。 试想一下，假如河南人像深圳人、温州人一样富裕，河南省像上海市、广东省一样发达，地域歧视现象恐怕就很难出现。知名学者葛剑雄认为，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大多数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中心而边缘之后。笔者以搜狐网调查为例，“你觉得地域歧视的根源是什么？”选择“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就占43.01%。 总之，地域歧视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发展中的差距，是因差距而导致急速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流动中人们的心理表现，即优势地区人群的优越感和的羞辱感。 【经济政策也会影响集体意识】 区域开发或发展的前提是对该地域的肯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台了几项区域发展的重要国策，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浦东在内的沿海经济发展的策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和成都、重庆协调城乡发展试点的特殊政策等。而在中部崛起中，针对中国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省份河南却缺乏清晰的政策支持，这也影响了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应有的主体地位。 【为何会出现地域歧视？】 楚国人和宋国人的性格究竟是怎样，谁知道呢？但是这些流传千百年的成语却成功的将他们的保留在愚蠢、迂腐的傻帽形象中。这种价值判断经过长时间的重复后，就会成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法，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提到宋国人就会想起那个“揠苗助长”的呆瓜。 放到现代来看，得有多少人从来没接触过河南人，却说河南人是骗子；又有多少人压根没和上海人打过交道，却说上海人是小气鬼；还有多少人从来没见过广东人，却喜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导致这些偏见的可能是新闻报道，可能是笑话段子，可能是影视作品，可能仅仅是方言恶搞。否则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一样的地区的人们为何会形成同一种偏见和观念呢？ 【自我优越感】 地域歧视是极度膨胀的自我优越感的产物，它源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差距。地区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地区之间因为资源的争夺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地区差距和地区利益矛盾的存在，必然反映在社会心理方面，形成优势地区人群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如果不加节制而过度膨胀，对落后地区和的歧视就难以避免了。 【社会刻板印象】 所谓“社会刻板印象”，指的是对某一类人持有一套固定的看法，通常带有片面、负面的色彩，并以此作为参照框架，主观认为这类人所有成员都符合这种看法。它虽然有利于对某一群体作概括的了解，但也易产生偏差，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阻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认识和交往。 “刻板印象”还往往导致误解，因为，“刻板印象”所根据的并非事实，有时是由于偏见的合理化而来，有时是以为群体有某种特性（事实上，群体并不具有这种特性）而推断个人也必然具有这种特性而形成的。 【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地域歧视同时也是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不假思索的相信自身听到的事情是真的。 在现代信息“大爆炸”的社会里，普通人特别容易丧失自主思考和判断能力，对许多事物往往不作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从而形成从众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现象。 例如，前一段时间，一些媒体对流动人口犯罪个案的报道，就常常成为民众判断身边人的心理基础，并被夸大化和扩大化，从而轻易把某个群体符号化、标签化地对待。这是地域歧视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想把人按照相同点分到框框里很容易，但是如果只将地域看成人们的相同点，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曾经的人类，由于交通不方便，经常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所以地域属性会影响居住在当地的人。而现如今，城市已经在趋同，每座城市都能买到相同的苹果手机、可口可乐，吃到相同的肯德基、麦当劳，五湖四海的地域特征都在不断融合，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缩小，人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在增多。 为何不把眼光放到真正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事情上，而一定要用偏见和刻板印象去给自己的见识设限呢。

  前两天有一件事。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的外籍教授 Robert Kelly 就朴槿惠被弹劾这一个话题接受BBC连线采访时，他九个月大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先后推开门进来捣乱，紧接着他的妻子低身滑步进来，连拖带拽地把两个小朋友带走，然后关上了门。 BBC的导播无法干预，只能任由这一幕在整个世界的眼皮底下直播，教授本人神情尴尬，但也无可奈何。这样的直播事故千载难逢，场面又实在太过滑稽，所以迅速地引起了轰动。 原本这只是一个段子式的趣闻，但在英美却引发了一场严肃的讨论。原因是，在最初人们的直觉里，不管是普通人的转发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都下意识地把出现在镜头里带走两个孩子的教授妻子，当成了他的保姆。 在最初的哄笑过去之后，人们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不加思索就把一个亚裔女性认定是一个白人男性的保姆？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说起来很简单，百分百和种族有关。试想一下，假如是一个白人男性和一个白人女性呆在一起，或者是亚裔男性和女性的组合，绝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简单粗暴直接地做出判断。 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而不由分说地臆想与联想，自行脑补出对方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乃至品行操守，在英语里对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的意思是种族，profile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画像、画出轮廓，引申为归纳总结。 很遗憾的是，和许多已经在英语里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概念一样，racial profiling 这个概念虽然浅显易懂，但是在中文里甚至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用名词，只能大致翻译成“种族成见”、“种族归纳”、“种族脸谱化”、“种族貌相判定”等等拗口的说法。 很显然，racial profiling 是所谓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的一种，也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就像我经常说的，在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种族问题；任何其他的社会议题，从总统选举到医保改革，都无法绕开种族这个因素。 在广义上，racial profiling 的做法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在二战的时候，美国政府怀疑日本移民是日本政府渗透到美国的间谍，把几乎整个西海岸的所有日本移民都关在隔离区里，甚至连那些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后代都不放过，这就是一种racial profiling。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法律范围内的概念，指的是警察这样的执法机关在判定某一类特定的犯罪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嫌疑犯时，把种族因素列入考虑范围，从而可能会引起在破案过程中更多地怀疑某一个种族的人。 在一般美国警察的执法中，这样的做法实在太常见了，而最大的受害者毫无疑问是黑人。 美国警察经常要求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停下来，询问对方是否携带毒品或者武器、或者要求对方下车。有民间机构统计过，黑人被拦下来的几率，平均是白人的三倍到五倍。 当然，其他少数族裔、包括亚裔，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莫名其妙被拦下来的经历。而相比之下，白人受到这样的待遇就少得多。 在911以后，中东国家的人和在过机场海关时，被严格搜身的几率也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人也是受害者。比如说，因为偷渡到美国欧洲的中国人里很大一部分是福建人，所以很多国家在审批签证时对福建人的要求会特别严格，有些甚至根本就不接受福建人的签证申请。 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某一个族群犯某种罪的比例很高，那对这个族群所有的人多加关照，也是合情合理的必要措施，至少从概率上可以更大限度地抓到罪犯。 但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无数的实例和统计数据证明是错误的。 在2003年到2014年之间，纽约市警察局为了应对的威胁曾经组建了一个特别的部门，对、阿拉伯裔和阿尔巴尼亚移民聚居的28个社区进行重点巡逻，每天派警察和便衣去那里的咖啡馆、寺和公园里打探消息。但在11年的过程中，这个部门没有寻获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最终在公众的压力之下被解散。 所谓的“高危人群”的划分，其实只是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懒政。它的后果很严重，因为当警察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他们认定的“危险分子”上时，他们就必须对其他人放松警惕，反而可能放掉真正的罪犯。 另一个后果是，会造成执法机关的滥用职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就可以怀疑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仅仅因自己的种族就成为怀疑的目标——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 2012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17岁的黑人孩子 Trayvon Martin 在路上闲逛时，就因自己的肤色被白人警察 George Zimmerman 当成了潜在的罪犯。警察看见这个黑人孩子把手放在口袋里，怀疑他身上藏着枪，在恐惧之下抢先开枪杀死了这一个孩子。 在法庭上，陪审团认为白人警察是正当防卫，他最终被无罪释放。这件事，以及那之后好几起类似的案件，在全美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当时的奥巴马哽咽着说，“如果我有儿子，也有几率发生类似的遭遇 （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 这就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即使是总统，仍然会担忧自己的孩子因为肤色而受到伤害。 另一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发生在2009年，哈佛大学的一个黑人教授在自己家被警察逮捕，原来是一个不认识他的白人邻居怀疑他是入室盗窃的窃贼。最后被发现是误会一场，但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丑闻。 因为种族而产生的刻板印象，不仅仅有负面的印象，也包括那些正面的印象。 比如说，美国人传统认为，亚裔是模范族群，他们通常学习好、数学更好，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会去读常青藤大学，会去做医生和律师。这也是一种racial profiling。 去问问任何一个亚裔孩子，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些听起来不错的“种族归纳”，对他们的人生造成过多大的困扰。 因为被认定亚裔就必然学习好，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就会觉得很困惑，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别的孩子进了好大学欢天喜地，但亚裔孩子考进常青藤，可能感觉自己只是做了理所应当的事，没考上反而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因为被认定亚裔就得从事医生和律师这种中产阶级的标准职业，很多想跳舞、想演电影、想做时装设计师的孩子，就只能默默地把自己的梦想埋没在心里，选择去读自己不喜欢的法学院和医学院。 当这些来自于别人一厢情愿又简单粗暴的认识，汇聚成整个社会的偏见和陈旧观念，就会对那些处于社会少数派的，形成巨大的难以挣脱的压力。 所以，没有好的刻板印象，所有的刻板印象，不管听起来有多正面，都是很坏的东西，都会形成歧视，最终产生巨大的伤害力。 所谓的歧视，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偏见，而是建制化、系统化的社会关系，是多数人对少数群体的粗暴践踏。 生活在中国，你周围有十几亿和你一样的人，和你说一样的语言，有一样的文化背景，有一样的过去，也有一样看得到的未来。你不会意识到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因为你是多数里心安理得的一份子。 我从前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下子变得很敏感。原因很简单，因为到了美国，我突然就变成了少数群体的一员，从原本社会的主流变成了边缘群体。这些和个人的生活圈子、生活方式都无关，而是来自于对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确定性的深层警觉。 在身份意识被唤醒以后，再回过头看中国和自己，就会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 比如说，中国有 racial profiling 吗？有的。虽然我们很少接触到少数民族，但是我们都觉得他们能歌善舞，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那么当我们身边出现一个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少数民族朋友时，就会有一些尴尬。好在因为人数的巨大悬殊，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涉及到其他几个国家的人，中国人的 racial profiling 就更严重了。所有的日本人在我们的认知里首先都是“鬼子”，所有的韩国人首先都是棒子——鬼子和棒子这两个贬义词，就是我们不由分说安给所有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第一印象。去微博随便搜搜，“鬼子都这样”，“棒子都自卑又自大”，“美国人都怎样怎样”，“英国人都腐” 之类的归纳总结，数不胜数。 民族的问题太敏感也太遥远，换成地域可能更有讨论的价值。都说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意无意地开过地图炮，可能都听过乃至说过涉及地域的笑话。 说起新疆人，很多人一定会提起切糕；说起四川人，必然一定是吃辣的，不吃辣的四川人就是怪胎；说起上海人，必然都是排外的；说起河南人，必然要扯几句井盖的笑话…… 虽然程度轻重和褒贬各不相同，但这些何尝不是一种 profiling 呢？而且经常我们在一个语境里是多数，但是换一个语境，又变成了少数。总之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变成全国另外的地方的人嘲笑的对象。 虽然这样的刻板印象看起来并没有种族矛盾那么大的危害，但是当大多数人总是在重复这一套没有一点新意的话语体系，甚至还时不时演变成地域攻击和对骂，我觉得没劲透了。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摒弃那种简单粗暴的思维方法了，应该有这样的复杂性：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把他和他所处的群体分割开来，把他当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来看待。 这样，人和人之间才会有更精彩、更有价值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