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线年，中国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我们开设“建党百年·延安故事”栏目，听革命后代讲历史、忆家风、话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0年12月20日，胡木英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正常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我是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当时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已经比较稳固，很多经历过长征的干部都成了家，延安的孩子也多了起来。

  那时我们党对延安青年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就连被俘虏的日本兵，我们也给他们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人，不管是老革命还是新革命，都要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女同志生了孩子以后就很辛苦了，又要带孩子，又要上学，怎么办呢？一些女同志开始互帮互助，今天我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其他人去上学，明天换一个人照看。但这样还是会影响学习，并且还有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因此组织上决定找一批保育员，办一个托儿所。

  保育员有限，窑洞也有限。托儿所最初只有两三孔窑洞，放不下几张小床，于是后来又请当地的老乡帮着挖了几孔。在这种条件下，能优先进托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烈士的后代，再就是父亲或母亲在抗日前线工作的。而父母都在延安的，像我，以及毛主席另一位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只能由父母请当地的一些大孩子帮忙照顾。

  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看，在延安的生活还是很愉快的，留给我的记忆都挺美好。虽然物质是匮乏的，没有糖，但在小米粥里放俩枣或者几块南瓜就有甜味了。庄稼的收成主要靠天，雨水不好的时候就一天干嚼两顿黑豆，能吃点小米、南瓜、大枣就很好了。过年的时候会杀一头猪，我们才可以吃到肉，平时都是吃油渣，跟菜一起炒，觉得特香。我父亲胃不好，馒头、窝头都是烤着吃，上面能抹点猪油就是最好的东西了。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延安的拉歌。每次开大会、看电影，各单位的人一坐下就开始拉歌，你来我往、一刻不停地唱，一直唱到开会或者电影开场。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延安好像到处都在唱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不理解咆哮是啥意思，以为是延安的“保小”（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心想：“为什么黄河在保小？”

  我父亲做了毛主席秘书后，我们一家先是住在杨家岭，后来搬到了枣园。枣园让我记住的不是枣子，而是梨树。每当梨子成熟的时节，叔叔阿姨们就会摇树，一摇就掉下来一两个。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出生后，我和叶子龙的女儿有时会过去跟她玩。我记得李讷画了很多京剧人物，原因是她父母喜欢京剧的原因，她画的那些人物头饰真挺像的。

  枣园还有一个小礼堂，是书记处开会的地方，周末的舞会也在那里开。每次开舞会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时候。大人们跳舞时，我们就在中间穿来穿去，给他们捣乱。平时小孩子很少外出，因为延安有狼、有疯狗，大人们怕出意外不让孩子随便跑。只有开舞会的时候，小孩们才聚到一起打打闹闹的，非常热闹。到了夏天，礼堂外面有一些小花，我们就去抓蝴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特别快乐。

  我出生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了。在枣园时，我们家隔壁就是朱老总家，中间隔着一堵小矮墙，墙上有个小缺口。1944年，我弟弟出生了。朱老总空闲的时候就会说，把小家伙抱过来玩玩嘛，然后大人们就把我弟弟从矮墙的豁口上递过去。

  毛主席住得也不太远。枣园外面就是老乡的菜地，毛主席、朱老总出来休息的时候，看到小孩子都要逗一逗：“你是谁家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见到老乡，见到战士，他们都会主动聊几句。

  我母亲到延安后也上过女子大学，1939年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时，她在窑洞门口被埋了半截，额头、耳朵都受了伤，而在窑洞里的十几名同志都牺牲了。在我的记忆中，飞机来得比较多，轰炸时间有长有短。警报一响，叔叔阿姨就拉着我们往防空洞里跑，一进去就不害怕了。

  1946年底，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准备撤离延安。我父亲当时在甘肃搞土改，我母亲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能不带的东西尽量不带。后来听父母说，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件、部分照片、一些珍贵书籍都埋在地下了，最后也不知下落。

  因为在路上还要躲避敌机轰炸，所以基本都是晚上走，白天隐蔽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敌人的飞机突然来了，我妈拉着我们赶快往山窝窝里躲。她那时年轻，不仅要照顾这一队老人孩子，还要收容一路上散落的家属。就这样一直走过了黄河，到了山西临县，才算稳定下来。母亲把我们安顿好以后，就去参加土改了。我和其他几家的孩子住在一个院子里，又开始一起玩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些延安儿女忙于学习、忙于工作，觉得父母好像永远会在一样，没有想过明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想。直到几十年后，他们去世了，我们也成熟了，对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才发现失去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父母那辈人的很多故事，我们是后来通过他们的同事、同学，或者自己查阅历史资料才了解到的。随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我们终于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信仰和追求。

  中国的缔造者们亲身经历了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年代，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如何遭受剥削、压迫甚至屠杀。很多革命者的家庭背景并不贫苦，所以有更多机会去学习、思考中国的命运、寻找解放人民的道路。中国应该往何处去？中国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在找到这条道路后，他们将其视为最值得奋斗的崇高事业，投入了全部生命。

  我们这个联谊会不以哪位显赫领导人的后代为中心，只要你的先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就能参加我们的活动。联谊会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大家通过活动相互认识，增进交流。

  我所接触的革命后代，大部分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从事技术工作的比较多。我们不愿意被称为“红二代”，更鄙视那些利用父辈光环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每次聚会，我们不发吃的、喝的，就发一份小报，介绍组织活动发展状况。许多联谊会成员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老一辈人、革命先烈的事迹，通过开研讨会、办宣讲团、出书、拍摄影视作品等方式，传播和弘扬革命精神。

  联谊会还组织了一个北京宝塔山合唱团，主要唱民歌，《延安颂》《兰花花》《走西口》《花儿与少年》……合唱团曾经受邀到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演出，效果还挺不错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对中国民歌尤其喜爱，对《延安颂》的歌词也能理解，因为当年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侨青年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想方设法地奔赴延安。

  2016年3月，北京延安儿女故事团成立了。它隶属于1990年成立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员都是老人的后代，来自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目前有60多人。故事团与团中央井冈山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和中央团校合作，给青少年及党团干部学院讲家风、话初心，不少成员还接受一些单位邀请，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宣讲。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自然灾害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返贫问题还存在，党政军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和贪腐现象在一些地区、系统中还较为严重，等等。还有复杂的国际形势，势力对我们的种种打压和各种颠覆活动一刻没停。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多重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人时刻警醒。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作为老一辈人的后代，面对现实，更不能淡忘老一辈的教诲，更要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努力传承人的高风亮节，发挥余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学习、继承的初心，牢记使命，在思想旗帜下，紧跟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