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秒钟前，她正在卫生间洗衣服，丈夫和儿子在客厅吃午饭。“你不要午饭时洗衣服啊，特别吵。”丈夫本意是让她放下手里的活，先来吃饭，可说出来的话却像带着刺。

  房平的怒火瞬间翻腾起来，“我以前是职业女性，收入是家里最高的。现在我给全家洗衣服，还嫌我吵！所以是丢了工作，就被嫌弃了么？”蓄积已久的压力冲破了早已千疮百孔的防线，喷薄而出。结果是一地鸡毛。

  那是2023年9月的一天，距离34岁的房平被裁员已过去了3个月，可失业的阴云从未散去。她时常彻夜失眠，白发噌噌地往外冒。丈夫的工作也不安稳。他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公司做程序员。年前刚裁过一轮，开年不久又根据绩效考评“优化”了一拨。此后，裁员成了每个季度的常规操作。房平丈夫所在的部门属于“重灾区”。被调岗后，工作暂且保住了，但工作量猛增，一个人要干以前四个人的活。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才能到家。两个人的弦都绷得很紧。

  除了每月1.5万元的房贷，他们还欠着女方亲戚50万元的借款。新房买在北京的东南六环。2020年底购入时，正值中国商品房销售再创新高的节点。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出台的多重宽松政策，推动了城市房地产的快速回暖。按照房平的原计划，待首套房卖出，还清亲戚的借款并无压力。新房要到2023年初才交付，这一等，却等出了楼市的另一番光景。

  自2022年10月将首套房挂牌后，大半年间这套位于西南六环房山区的房子始终未能成交。为了尽快出手还钱，房平联系了好几家中介，报价十万十万地往下调。直到下跳了50万后，终于被一位大爷买走，此时距离最初挂牌已过去了整整一年。签单的那天，房平五味杂陈。如果再晚些，房子将面临断供。可这样一来，又多出了50万元的还款缺口。

  老家那边，房平失业的消息被小心地隐瞒下来，母亲是唯一的知情者。自失业以来，母亲就没在白天接过她的电话。房平知道，老人既是为了保全面子，也担心亲戚问起，平添忧闷。

  25岁时，她揣着几百元钱，从山东老家来北京寻梦。此后，凭着一股“拼命三娘”的冲劲，房平的事业几乎长期处在上升状态。2019年，她更是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机遇。那年，“新零售”是市面上最热的风口，一批国产新品牌凭借内容营销打开了流量新赛道，在资本的助力下势头汹涌。

  房平此前在新消费品牌和自媒体撮合平台的工作履历为她赢得了乘上这波浪潮的车票。在前同事的引荐下，她应邀加入一家大健康赛道的传统企业。为开拓年轻市场，该企业新成立了电商事业部，由房平出任总经理。那年，她30岁。

  鼎盛时期，房平手下直管二十余人。老板应许了她“合伙人”的身份和相应的股份。因为奖金和项目盈利水平挂钩，房平一直以创业的心态投入工作，为此她甘于牺牲生活的其他内容。孩子出生当天早上，她还在开会，刚出月子，就恢复了上班和出差。晚上10点多到家，孩子来找她玩，她为了盯自家的直播间却不得不狠心拒绝。某一些程度上，相比亲生儿子，她的母爱更多给予了自己的事业。

  只是，这样的付出没能换来项目的成功。新冠疫情暴发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动力在下降。在消费低迷的背景下，曾经的“资本宠儿”逐渐遭遇盲目扩张的反噬，底层能力缺失带来的问题加速暴露。2022年，新消费赛道开始大范围“去泡沫”。

  房平的项目未能突围。2022年下半年，因“投资回报不如预期”，她一手打造的团队被削减至5人以下，并入另一个传统事业部。房平也由事业部总经理降级为电商部门总监。此后，她的处境愈发艰难，不仅与传统业务团队磨合困难，工作开展也颇多掣肘，做不出成绩的房平日益被边缘化。她曾考虑过主动离职，但时不时有“快上新品了，还指望着你做电商”的消息传来，给她希望。

  半年后，重用的机会没盼到，却等来了电商部门的裁员通知。房平可以留下，但代价是调岗至其他部门，降级为普通职员，工资减半。没有留下的必要了。交接完工作，连个送行的同事都没有。一切戛然而止，犹如一场幻梦。房平只觉得悲凉又可笑。

  五年的全心投入仅换来两个月的工资的裁员补偿，远低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水平（注：《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这是所谓“N+1”的由来）。她没选劳动仲裁，很大程度上是顾念着与公司的旧情，老板于她曾是伯乐。可即便是她自己，也明白这份感情是如此的一厢情愿，“和公司谈感情，别傻了！你只是一枚弃子。”

  41岁的徐海利对此感同身受。沦为弃子的伤，可以跟着时间流逝而选择性遮蔽，但没有愈合的可能。

  2022年12月，他在郑州出差多日，返回上海家中才得知，年近八旬的父亲已经病倒在床。那时全国新冠防疫政策放开，上海等一线城市率先迎来感染高峰，医院人满为患。为了不贻误父亲的病情，徐海利不得不辗转多家医院排队挂号。

  他在一家互联网家居公司任运营总监，平日鲜少请假，时间几乎全都献给了工作。因为分管着公司的六个直播间和短视频内容生产，最忙的时候一天仅能休息四五个小时。这次，父亲肺部感染严重，他不得不请假照料，却被领导以“公司正缺人”为由拒绝。为大局考虑，徐海利遵从了公司的安排。没想到几天后，他便坐到了HR的对面，眼前是待签的离职协议书。

  虽然早就收到公司打算裁员的风声，但上午还在开会、下午整个事业部就被端掉的节奏着实让他措手不及。HR话术冰冷，“你们的工作没做好，公司只能调整战略。”至于裁员补偿，“‘N+1的一半’已是最高标准，如不接受，劳动仲裁就在隔壁。”

  心寒至此，徐海利不打算再拖下去，“早断早开始！”在职场这些年，他一直是“无缝衔接”。趁着被裁，他决定好好陪父亲治病。“工作嘛，会有的。”他这样想着，未曾预料现实的残酷。

  被裁后，徐海利一直跟猎头保持着联系。猎头们的反馈一致：上游楼市低迷，很多家装公司都在裁员、降薪、冻编，新项目长期卡在“摸排”、“调研”状态，招聘根本推不动。

  至于徐海利的年龄，更是坏因。他跟相熟的猎头讨论过这一个话题。对方的观点是，有些公司确实会卡年龄，但就他所在的行业总的来看，年龄并非那么敏感。徐海利知道，这是对方的语言艺术使然，“告诉我实情的同时安慰我。”毕竟市场的反馈已经说明一切。几个月来，他投放了许多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剩余的回复都指向同一理由——“超龄”。

  跟徐海利一样，被裁后，房平一直在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这种思考是痛苦的。虽然是第一次被裁，但对于“中年”求职的尴尬，她算得上经验比较丰富。高管时期，房平面试过上千人，被她拒绝的“中年人”不在少数。

  2021年，一位前知名线上教培企业员工来房平所在的事业部求职。彼时，受政策等因素冲击，在新冠疫情初期爆发性增长的教培行业经历了持续震荡，许多企业的裁员比例超过80%。据这位三十来岁的求职者介绍，此前作为抖音信息流编导，每月算上提成他的工资能达到4万元。聊到期望的薪资待遇时，他表示，想过回正常生活，不想继续无止尽的加班，薪资可以打折扣，“每月两万五就行。”

  房平还记得当时内心的无语，“或许是因为之前所在行业的原因，他以为工资降到两万五，我们就愿意录用，实际上这也远超我们的预算了。在传统电商或一般线下行业，工资两万元就算很高了。”

  离开上家企业时，她的月薪超过3万元，在行业已属高位。薪酬之外，还有职级问题。过去五年间，她最高职级至总经理，后期调整也仍是总监。房平深知，能被委以重任，靠的不只是能力，更有领导长久积累的信任。

  在行业明显收缩的背景下，优质坑位更少，争夺也更激烈，通过自投简历或是猎头对接，很难实现“高位空降”。即便能撞到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愿意在毫无根基的情况下背负业绩指标，也要看能否与老板顺畅共事。“很多知名电商品牌的创始团队都是95后，当老板比你还年轻时，会有很多磨合上的困难。”

  那么退一步呢？就算能放下面子做好自降职级和薪资的觉悟，然而过去作为管理层，自身能力更多体现在战略制定、组建和管理团队等方面，回到基础岗位，做回“螺丝钉”，拼执行、拼体力、拼付出，也未必有竞争力。

  刚来北京时，房平对未来满怀憧憬。在二十来岁的她眼中，跨过30岁，自己的经验会更多，能力会更强，就能升职加薪，成为人生赢家。10年过去，她实现了前半句，却发现逻辑断了。如今，对自身的山东老乡们为何那般热衷考编，她有了更深刻的体悟，“35岁之后，编制有多香了！”

  2023年中，因不认同直属领导有悖职业伦理的操作，40岁出头的谭飞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主动离职。凭借着出众的业绩，她很快收到工作邀约。经过三轮业务面试，分管领导已经和她敲定了入职时间，没想到流程卡在了HR环节。HR坚持要找她的前任领导做背调。谭飞解释了与前任领导分道扬镳的原因后，提出改由前司HR辅助背调的替代方案。

  谭飞认为，经过几轮专业面试，自己的职业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前司HR也可完全核实自己的上一段履历是否有污点。如果执意要一个曾与自己有过节的人来盖棺定论，是不合理的。可她自认坦诚的沟通没能换来年轻HR的理解，反而被后者“言语傲慢”地传授了一番职场规则和为人处世的道理。

  沟通无果，谭飞放弃了这次工作机会，她并不打算迎合不合理的要求。“或许这也是很多公司不愿意招35岁以上候选人的原因之一。我们已有一定的职场经验和人生阅历，有稳定的内核，可以有所为，亦有所不为，不像许多年轻人那样白纸一张，容易被洗脑。我们不会因为入职有哪些团建而感动，不会心存感激就吃下老板画的饼，更不那么容易被‘PUA’（注：指职场中上级对下级的精神控制）……他们怎么会喜欢一个这样的中年人呢？”

  2023年平安夜，离职后的谭飞带着老人和孩子飞到三亚度假。她说“这才是真正的假期——可以不接任何电话，不开任何视频会议” （受访者提供/图）

  当然，有坚持的底气，部分源于谭飞的房贷和车贷早已还清，不再有刚性支出的重压。进入医疗器械行业之前，她一直就职于地产企业，见证了行业“最好的十年”，也切身体会到了从“万业之首”跌落的强烈失重感。

  2021年，谭飞所在的地产上市公司“爆雷”，她所在的区事业部被裁撤，一夜间两三百人失业。自此，地产行业减员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潮汐，“一锅端”、“就地解散”、“整体裁撤”的消息频出。转行成了唯一的选择。此前在地产公司，谭飞主要是做企业政府事务工作。在她看来，这种能力很容易迁移到其他行业。

  不过，当她真正开始跨行求职时，才体会到这条路的艰难。在一家国企的首轮面试环节，对方就向她发难，“你这一把年纪了，为啥不在地产公司继续待着呢？”同样的解释，谭飞几乎每次面试都要复述一遍，“地产在走下坡路，大家都是为了生计，被迫转行。”与此同时，她的内心戏是，“要不然呢？为什么我要放弃地产行业，来一家生产型企业。”

  几个月后，2023年7月起，这家面试企业所在的医药行业遭遇反腐风暴。多家上市公司卷入其中，高管被查、医药代表放假、学术会议取消、市值蒸发……一时间，医药行业草木皆兵，招聘停滞、企业裁员的消息此起彼伏。

  似曾相识的一幕在谭飞眼前再度上演。经历过地产多轮震荡，她能预见到随着医药反腐持续高压推进，以及国家药品集采的深化开展等趋势，医药行业的裁员潮或许会更加猛烈地来袭。行业如履薄冰的气氛让她想到了之前那位面试官，“我真的很想问问她，为什么人到中年还要转行？你现在有感受了么？政策一旦转向，无数人的命运就可能因此而改变。”

  从地产转行到医药，谭飞的求职之路再次被阴霾笼罩。因为此前长期就职于上市公司，习惯在企业文化更完善、规章制度更合理的环境中工作，最初谭飞很自然地将求职目标设定为上市公司和外企。她吃过这种亏，“大厂的螺丝工很难适应小企业无规则的职场环境。”然而，面对哑火的“金三银四”（注：每年的三四月份通常是人才招聘的高峰期），她清楚自己必须“退而求其次”了，“无论是行业头部，还是小规模企业，只要岗位合适，所有的努力我都会尝试。”

  不久前，通过内推渠道，谭飞获得了一家餐饮上市公司的面试机会。经过数轮面试后，她还是被拒。对方的反馈是，倾向于直接找个有政府背景的人来负责企业政府事务。“要么我一直是被喊来‘陪跑’的，要么就是给我个不容置疑的理由，用来遮掩年龄和性别歧视。”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让人沮丧和无奈。

  职场对失业的“中年人”不友好，对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在谭飞看来，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他们会假设我一个40岁的女性，肯定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家庭上。他们不会明说，但拒绝你的理由可以有很多。”

  与谭飞一样，苏明在转行前也经历了地产的黄金年代。2023年5月，35岁的她从南京一家地产设计院离职时，已是副高级工程师。设计院没有直接裁员，而是在降薪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工作量。跟架空工作、随意调岗、口头放假、设置不合理的绩效改进计划等类似，这些都是企业“变相裁员”以降低解雇成本的常见方法。

  此前，苏明的工作就已经过载。最忙的阶段，她两周内只有两天能正常休息，其余时间她都是从前一天早上一直画到次日清晨，躺一个小时，7点多再爬起来继续。实在撑不住，就大哭一场，哭完继续。

  过去能坚持，是因为虽然苦，但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回报。如今，行业气候大变，项目少了很多，人反而更忙了。“甲方研发企业也不拿地了，没以前那么多事，一套图从给一个人看，变成给10个人看。看图的人要验证自己的价值，就会没事找事。结果就是，原本只用画一遍的图，现在变成了画三遍，拿到的钱还常常打折扣。”

  无意再“卷”，苏明决心彻底离开这个行业。没有房贷压力，也早就做好丁克打算，她将新工作的标准设为“能交社保，工资有个五六千元就行”。在家休息了三个月后，她重新投入了求职市场。

  最初，苏明瞄准的是行政文员岗位。她尝试过线下应聘。十几个社工职位，三五千人竞争。一场行业协会的面试，等候室里坐满了应届硕士毕业生，她是唯一年龄压线的应聘者。

  线上的状况也没什么两样。在求职平台上投简历，就像往无底洞里扔石头。偶尔有些回声，也几乎是询问相同的问题——“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得到答复后，对方也不容解释，便会以“不符合标准要求”为由终止对话。苏明原本以为，转行最大的障碍会是工作经验的缺失，可按照HR们的回复来看，仅仅是婚育状况一条就将她挡在了再就业的门外。

  20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除非国家有特别规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询问或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状况，亦不得以婚姻、生育状况作为聘用条件。但目前其落实仍是“空中楼阁”。

  从自身的求职经验出发，苏明觉得职场上相对没那么被动的女性候选人，要么是刚毕业的学生，要么是二十来岁就已完成婚育目标的女性。但在许多雇主看来，后者也不保险，因为仍有生二胎的可能。

  文职岗接连受挫后，苏明将投递范围扩展至工程岗和物业岗。在一位成功转行文员的前辈启发下，她开始钻研如何调整简历，以更好地贴合新岗位的职责要求。“比如我之前在设计院的工作更像是项目总控，负责跟别的环节的对接，现在要应聘文员，就需要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在项目中打杂的角色。”

  无工可打的日子，她也尽可能保持规律作息。上午9点左右坐到电脑前，进入工作模式，刷岗位、做功课、改简历……下午再准点“下班”。就这样寻觅了三个月后，苏明终于等到了久违的机会。一位前辈从内部渠道打听到有家大规模的公司正在招聘物业管家。面试前晚，为保万无一失，她改简历一直改到深夜。

  次日安排的两轮面试，苏明分别要面对HR和部门经理。有了表达的机会，通过工作上的能力的考验并不困难。最大的不确定性仍在HR身上。不出所料，HR在看到表格上的“未育”字眼后，明显停顿了。苏明迅速接过话，解释自己已经结婚七八年，之前在单位待了那么久，如果有生育计划，在设计院生岂不更合适。幸运的是，这次对方接受了她的解释，没再继续为难。

  就这样，在离开设计院半年后，35岁的前设计院高工苏明终于找到了一份物业管家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双休，月薪5000元。跟她同期入选的还有一位计划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遗憾的是，后者没能通过试用期。

  三个多月过去，苏明对新工作很满意。设计院的忙碌和焦虑已恍若隔世，她甚至会感慨为什么自己不存在早点转行。

  只有一次，闲暇时整理书橱，里面码满了建筑规划设计类专业书。这是一个信息更新速度很快的行业。“我一个这么不爱学习的人，居然学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就把它放弃了。”苏明的视线扫过密密麻麻的书封，过去13年的职业生涯如走马灯般掠过。不过，这种情绪只是转瞬而逝。她关上柜门，与一段人生就此别过。

  一些亲戚会质疑苏明的决定。在他们看来，物业管家和保安类似，不理解她为何要放弃高工的工作。苏明并不会为这类声音而困扰，她有父母和丈夫的支持，他们见识过她此前的辛劳。“我周围很多同龄人都有乳腺或甲状腺方面的问题，与其到时候花钱、花时间、花精力治疗，不如现在就为自己减少一些精神压力。遗憾会有，但总归是利大于弊。”

  与之前的求职体验迥异，自从苏明将当前的工作岗位更新在求职平台上，她几乎天天都会收到各种打招呼的信息。苏明也有了新的职业规划，“等到一两年积累了足够的工作经验后，我也可以往主管和经理的职位跳。就算房地产业不行了，但物业作为下业，是可以一直存在的。”

  苏明离职后，设计院又推行了几轮降薪，加班强度也没有丝毫下降。不过，一些与苏明年龄相仿的同事仍然没有离开的打算。

  在她看来，当前求职环境恶劣，这些同事大多有养家糊口的压力，还有些则是为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职业形象，“比如孩子的学校会登记父母职业，工程师的职业会让孩子脸上更有光。”当人有了太多的羁绊，也就削弱了消化落差的勇气和底气。

  不过在马颖兵看来，这种落差并不是绝对的。他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必经之路。

  2023年11月，马颖兵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利润同比下降达到两位数。一周后，IT部门宣布裁员三成，他所在的项目直接被砍，半数员工被裁。从各种渠道打听了一波招聘行情后，35岁的马颖兵明白，到了不得不换赛道的时候了。他毕业于山东一所普通高校的交通运输专业，编程技术是2015年来北京后学习的，“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最后一波红利。”

  “在职时，只要能干活，没人会细究你的学校和专业。可一旦被裁，重新求职，需要首先过筛子的，就是那些硬性指标——年龄、学历、专业。一项不过关，就会被刷掉。即便这次能过关，我也看不到前景。做了八年程序员，如果我在管理或技术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早就显现出来了。一个普通的搬砖工，一旦业绩波动，我仍会是那个最早被裁掉的人。”马颖兵分析说。

  因为看得透彻，办完离职手续的当晚，他就在网上购买了一台烤地瓜炉。马颖兵不愿意闲下来，无事可做会让他生出负罪感。选择烤地瓜，是因为这是独自一人就能立马开始的营生。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待久了，他要重新了解外部世界。

  摆摊的位置设在了他家附近的沙河于辛庄夜市。这里位于北京北五环外，人口结构以流动人员为主。为了记录，也为了宣传，马颖兵开始经营自媒体。“失业程序员摆摊卖烤地瓜”的标签得到了推荐系统的青睐。一个试炉子的短视频获得了百万播放量，账号一下增加了数千个粉丝。凭借着对线上流量的开发，他的生意相较附近的摊主会更胜一筹，甚至有粉丝特意骑车两三公里慕名而来。

  冬日的北京寒风凛冽，马颖兵会穿着岳父寄给他的军大衣边做生意边直播。他并不在意前同事或朋友会怎么样看待他的新职业。据他观察，关注他账号的粉丝中就有许多是被裁或在职程序员。“他们给我更多的是鼓励，或许是把我当作一个副本。如果我成功了，意味着他们的未来也能有更多选择。”

  负面评论也有。一部分来自焦虑的家长，他们的子女要么是刚刚入职的程序员，要么是在读的计算机系学生。显然，马颖兵当前走的路并非这些家长想要子女复制的未来。另一部分则来自既有的摊贩。他们会指责马颖兵抢饭碗，“大学生都来摆摊，我们更挣不到钱了。”面对质疑，马颖兵只能解释说，自己的初衷并不是后半辈子都靠摆摊为生，卖烤地瓜只是低成本考察餐饮业可行性的一种路径。

  事实也是如此。出摊43天后，他的烤地瓜事业便终结了。与他自己被裁掉的理由一样，收益不达预期。“我买的这种烤炉，烤好一炉得一两个小时，一炉能出20斤。最理想的情况，每次出炉都能立马卖光，然后马不停蹄地接着烤。一天烤八九个小时，把炉子烤到冒烟，能烤五炉，10块钱一斤，日营业额就是1000元。实际上，一天差不多也就能卖三百六七十元。劳动附加值太低。”

  他大概算了算，刨去包括烤炉、地瓜、木炭、电子秤、喇叭等投入，43天的买卖总利润为1610元。今年春节后，他放弃了摆摊。以733元购入的炉子被挂上了二手交易买卖平台，在有人接手前，暂且存放在单元楼的一个角落。

  春节前的这番折腾是与妻子约定好的。如今没有下文，妻子催着他赶紧找工作。7月，他的孩子就要降生了，家中每月还有一万元的房贷要还。然而，正如马颖兵预期的，找工作何尝容易。跟他相熟的两位前同事都是30岁出头，被裁员后一直在积极寻找工作。如今四个月过去，一个“上岸”外包，薪酬被腰斩。另一个仍然重复着每天“刷题、健身、刷题、健身……”的状态，既然无处打工，就“先保养下生产工具”。春节后，马颖兵自己唯一通过的面试是一个没有底薪的销售岗。

  与其在一个注定走向死局的胡同里兜圈，不如趁早开辟新的可能。3月底，马颖兵开始尝试做个人软件外包。除了线上宣传，他也会在线下开拓。集市上再度出现了他的身影。只是这次，他的身旁不再是炉子，而是一块广告牌。红底白字写着“定制软件、公众号、小程序、网站、APP开发”。

  开局比想象中顺利。新的创业项目开始的第12天，一家河北的水泵制造企业因为看到马颖兵发布的短视频而主动联系他。这家企业的客户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他们盼望制作一个面向海外客户的产品宣传网站。因为有过海外项目经历，马颖兵顺利拿下了这个单子。虽然是个几千元的小单子，“只能赚个人工费”，但毕竟开了张。

  他的创业计划也吸引了不少程序员朋友加入，“有被裁的，也有还在职的”，“有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组建项目小组，没项目时，就各干各的。”在马颖兵看来，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多谋条出路，“35岁以后，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挺尴尬的。即便是还在企业里的，心里也不踏实，没什么是能托底的。”

  又一条路在眼前展开。对于新的不确定性，马颖兵选择乐观，“虽然目前咨询的远多于成单的，但有咨询就有成单的可能。在能承受损失的前提下，肯折腾，总有出路。”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看来，失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身份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剥夺，它会引起个人、家庭及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失业并非失败。某一些程度上，焦虑的出口并非是工作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价值感和成长感。对任何可能性的尝试，终究是个找回获得感的过程，无论它是否来自工作。

  这是一场注定艰难而反复的跋涉。如何自我调适？房平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熬”。

  半夜睡不着时，她常常爬起来读书，读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读《明朝那些事儿》……“朱祁镇被俘，在沙漠里那么苦，8年后又重回帝位。那么难都熬过来了，想想我自己，也没那么难了。”

  只是单靠心灵按摩，药效来得快，去得也快，她终究需要填满被失业洞穿的窟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三岁多的儿子提供了最有效的疗愈。因为长期欠缺陪伴，刚回归家庭时，儿子需要帮助也从来不会找房平。为了重建亲密关系，她开启了很多初体验——第一次陪孩子坐地铁，第一次带孩子去动物园，第一次和孩子出去骑车，第一次为孩子做饭……三个多月的朝夕陪伴后，终于有一天，孩子上完厕所主动喊妈妈来帮他擦。房平知道，儿子真正接受她了。

  伴随着儿子的接纳，房平也开始以另一种视角审视失业。某一些程度上，正是因自己失业，才换来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接受这段被迫的空白自有其意义，才有机会从泥潭里拔出双足。这是再出发的前提。

  2023年9月儿子上幼儿园后，房平开始探索另外的收入来源。除了利用之前的行业资源开了网店，她也经营起了自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被裁后探索副业的曲折过程。

  房平陪儿子瓜瓜在家附近的公园玩耍。失业以来，房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瓜瓜，重建母子间的连接。在自媒体平台上，她自称“瓜瓜妈”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失业后，房平经营起了自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随着发布视频和粉丝数量的上升，她获得了在平台开通商品橱窗的资格，开始通过直播“带货”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以此为纽带，她也结识了一些有着类似际遇的女性。有人刚过完年就失业了，不想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跟着操心，只能继续维持往日的通勤时钟。一早出门，在国家图书馆待上一整天后，再“下班”回家。也有的失业许久，存款见底，父母觉得没面子，不让女儿回乡过年，老两口自己赶到她所在的城市。虽然在父母“救济”下过了个饱足年，却也要整日浸泡在“工作也没有、存款也没有、对象也没有……真是失败人生”的指摘中。

  “我太知道这有多苦了，我也想给她们一些力量。”房平能理解，各种况味有时只适合分享给距离适中的陌生人。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她因出让部分隐私而产生的窘迫和不安。

  不过，短视频的红利期已过，这个赛道本已十分拥挤，而当一拨拨失去工作的打工人涌入自媒体平台，要从零起号，找到爆点愈发困难。做视频的头三个月，她每天拍摄和剪辑要花去五六个小时，“给设备充电的钱都赚不回来。”埋头努力了三个月后，随着发布的视频和粉丝数量的上升，她获得了在平台开通商品橱窗的资格。一些厂家会给她寄来带货的样品，包括面条、茶叶和蓝莓酱等等。虽然目前各平台的收益还很有限，但每次有小小的进步，房平都会跟儿子分享。她希望重建的不只是母子的连接，还有在儿子心中的价值。

  与房平一样，徐海利也会经常向父亲分享自己转行后的新进展。此前，因为他的新职业，父子俩曾爆发过激烈的争执。

  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将保安、保洁、保险称为中年失业“吉祥三保”。在徐海利身上，段子照进了现实。在数月的求职不顺后，他成为了一名保险代理人。对他来说，这是个两全的方案，时间自由，可以照顾年迈的父亲，还能把之前的所学和人脉关系都用起来，属实是“年长友好型职业”。

  保险虽然入行门槛低，但由于收入全靠提成，要坚持下来并不是特别容易。徐海利的起点不高。他的近亲都是“抗保分子”。头五单都是他自掏腰包为父亲、姐姐、姐夫和侄子配置的。朋友圈也没能打开局面。公开转行消息后，他收到的反馈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对他的选择表示疑惑，透着对保险的不积极的情绪。但更主流的是，“给你点赞，但也不要来打扰我。”最终，两千多人的朋友圈，只成交了两单。

  跟工作上的挑战比起来，让徐海利介怀的是父亲的不解。刚入行时，父亲的反对很坚决。两人最激烈的一次争执发生在2024年正月初三的晚上。父亲提起邻居们的议论，“他们了解你做保险，都说你是骗子！”“那你认为我是骗子么？我又骗了谁？”徐海利反问道。两人争执起来，差点掀了桌子。

  决定做保险之前，徐海利试过卖酸梅汤，也接过项目，甚至帮学校做过招生，可大环境不好，单子并不稳定，时常还会亏钱。如今既然认定要走这条路，他不打算轻言放弃。亲友的单少，他就积极开拓新客源。三个月里，他通过“扫楼”、“扫街”签下了三十多单。他会专程去工业区的办公楼下蹲守，看到有下楼抽烟的上班族就上去推介，“聊一百个人，大概三成能拿到电话。”

  最难的一单，徐海利前后三次赴约，都被客户临时取消。最后一次是在2024年春节前夕。赶在约定时间前面，他早早来到客户楼下的肯德基餐厅等待。时间过了，对方却仍在开会。就这样，为了不打扰客户工作，徐海利一直等了七个多小时。从中午等到晚上，连充电宝的电都耗光了，他才拎了一份全家桶上楼察看，可此时的办公室已然熄灯许久。那次之后，徐海利又与对方约见了两次，才最终做成一单。

  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再乐观一点，再努力一点，不怕苦，多走动，多开口，行动起来，你就赢了一半。”除了性格使然，这也来自职业生涯早年的磨砺。当年做区域负责人时，为了能跟装修公司的工长和老板们打成一片，他不仅自学了安庆话，黄梅戏的经典曲目《女驸马》也能唱得有腔有调。

  徐海利在逐渐找回曾经拥有的成就感，也希望以此软化父亲的态度。“每天回家，我都会跟我爸说，今天又签了张什么样的单子，保费是多少，我的提成是多少；我会跟他分享我未来一年的职业规划，未来业绩要突破什么量级，级别又会怎么上升。”

  正向的反馈渐渐积累，父亲也能看到儿子的状态好了起来。如今，老人家虽然谈不上多支持儿子的新事业，但已经不那么排斥。“如果你觉得做得到，就努力去做吧！”一天晚上，父亲这样对他说，让他颇为感怀。当前的收入尚未恢复到往日的水平，但脱轨的飘摇已成为过去。

  决定裸辞前，在一家知名网络公司做iOS工程师的潘宇细细算了笔账。在确认存款足以支撑两三年后，35岁的他于2023年初递交了辞呈。这是一次“未雨绸缪”的尝试。

  逃离大厂并非出于对晋身路径的不自信。离职前，他在团队里已算“高龄”，与负责人同岁。组里唯一比他年长的同事年近40。平日工作就算明显受气，这位同事也不太好反驳。联想到自己的未来，潘宇不愿坐以待毙。

  他对高龄程序员出路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年在另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时，他们的研发总监已经四十来岁。在一次有CEO出席的会议上，因说错一句话，这位总监丢了饭碗。这样的处境，让作为旁观者的潘宇都感到心痛。

  在潘宇看来，现在的市场环境，35岁就不好找工作，45岁可能更难。如果一味地寄望于公司既定的线性晋升，哪怕未来能如愿爬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一样说被裁就被裁了。除非已达到无债多金的境地，不然突然被裁、固定开销又很大时，就会陷入困窘之中。因此，为避免成为裁员潮中茫然无措的牺牲品，不如在机会合适时，主动点把自己裁了，换一种职业发展思路。

  潘宇的计划是做一名独立开发者。他为自己定了一年之限：如果在一年内，他能把一个产品做起来，其收益能覆盖包括房贷、生活费等基本支出，就彻底放弃“上班”。与传统工作体系的所得不同，这是外界无法轻易夺走的。

  离职后，潘宇花了一两个月自学后端和UI设计等技术，希望摆脱“螺丝钉”的状态，让自己的能力更全面。此后，他便投入产品的开发中。相较于大厂的工作节奏，独立开发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减少，但为自己加班，效率和成就感明显更高。两周后，他的人工智能小程序面世。使用者能借助AI技术写文章、创作自媒体文案和短视频脚本、学习英语等等。

  然而，要实现靠产品养活自己的目标，最大的难题并非拿出产品，而在于如何变现。潘宇是技术出身，没有推广和营销经验。虽然他尝试经营自媒体宣传，增加相关话题的互动参与，但拉新获客的效果有限。一年过去，虽然每月都有订阅渠道的进账，但总收益仍停留在四位数。

  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知名度的积累、资源的开拓、推广能力的提升无法一蹴而就。进项需要耐心，但开销并不会因此而放缓。潘宇每月仅房贷和社保的固定支出就达到14000元左右。近几年来，许多省市的社保缴费基数都在逐年上调，企业与职工的缴费额度随之增加。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收入不稳定，且缴费比例全部由自己承担，压力更大。

  2024年1月，一年期满，“逃离上班”的目标没能达成。潘宇重新开始求职。或许是因为学历和工作履历“还行”，潘宇找工作的过程并不坎坷。2月底，他入职了一家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最令他看重的是，这家企业没有大厂那么“卷”，而且每周有一半时间能选择居家办公。不用为生计发愁，节约下来的通勤和加班时间，他还能以副业的形式继续做独立开发。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更为可行的反脆弱策略。

  潘宇认为，就业市场在改变，当风险和无常正在成为就业的组成部分，“未雨绸缪”就并非人到中年才应该培养的觉悟。“无论你有没有到达所谓的‘年龄线’，你都应该对未来有所思考，假如我被裁员了，我能做什么，又能依靠什么生活下去？在传统工作体系之外，我是否有其他稳定的收入，又要如何管理负债。这决定着当你面临突如其来的裁员时，是会轰然坠落、陷入怨天尤人的恶性循环，还是依然有能力生存下去。”

  在《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美国人类学家卡丽·莱恩提出，工作者若想抵御工作不稳定带来的影响，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即认为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当下这种竞争白热化的经济结构中，做一名忠诚甚至出色的员工也不足以保证事业成功。

  为此，莱恩介绍了一种新的生存哲学。其主张是，就业和事业的成功无法由任何一个比个体自身更大的实体来确保，完美的职业生涯管理者不能任由自己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而应当把工作看作一个演化过程。每个职位都不过是为下一个职位而做的准备，是一个磨练和拓展技能的机会。职业生涯管理者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并不来自个别雇主，而来自其职业关系网和劳动力市场本身。他们必时刻了解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比如哪些技能有需求，哪些产业在衰落，哪些产业将来可能有发展空间。这能帮助工作者在变化的劳动市场中保持获得工作和维持就业的能力。

  “投资自己，而不是公司”的概念是如此现实而诱人，但践行“未雨绸缪”的阻碍很多时候并非仅体现于生存哲学的缺失，也在于“公司和个体员工并非对等的实体”，且“雇主始终占据上风”。

  之前在大厂时，潘宇也曾有过边工作边探索副业的想法，但几乎没办法落地。“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每晚10点半才下班，到家已经快11点了，永远处于透支状态，基本上空闲时间只想回血，很难有精力再去做自己的项目。”这也是潘宇再求职时绕开大厂的原因。

  在谭飞看来，这是每个打工人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对公司来说，员工跟鼠标和键盘一样，都是耗材。磨损了，不好用了，就会换新的。若选择做个斜杠青年，为自己添一份保障，就不要任由外界将你榨干；如果想要得到相应的回报而选择接受‘996’，就得做好无法既要又要的觉悟。”

  谭飞认为，对于很多行业来说，过去那个跟随抛物线上升而水涨船高地获得财富的时代已经画上句号，沉迷于过去，与井底之蛙无异。“环境在变，你不变的话，是没有出路的。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它不会因为你弱小，就不来碾压你。但那又如何呢？能怎么办呢？个体只能在不稳定的命运中寻找最稳定的自我，该支棱就要支棱住。既然不敢真正躺平，就务必心态刚强地继续前行。人无非是活个精气神。”

  如果到4月底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谭飞打算做点生意，或者找些项目来做。“实在不行，‘铁人三项（注：外卖、快递、网约车）’也不是不可以啊！或者去海底捞端盘子，这也算是在‘规上企业（注：对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统称）’上班了。”

  偶尔，房平会想起2014年刚来北京的日子。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只有3500元。为了省房租，她和二十多人挤在双井的一间合租房里，睡的是上下铺，一个铺位每月350元。“我一个农村的孩子，努力10年，也在北京买房了，扎根了。虽然有负债，但过去那么难，我都熬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